受访专家  唐亚林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大都市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城市治理评论》联合主编，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宝武集团顾问。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治理。

　　采访专家  吴卫华

　　湖州学院教师，校聘教授、博士、硕导，博士毕业于苏州大学，教育部全国研究生教育评估监测专家，首届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高层次拔尖人才”，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影视评论专业委员会理事、《北京文化创意》杂志评审专家。

　　创新理念  做大“蛋糕”

　　吴卫华：您如何看待共同富裕与市域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

　　唐亚林：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许多基础性制度安排，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其中关键一环。

　　在我看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把传统的“县域（郡县）安、天下安”变成了“市域安、天下安”。首先，提升了县域发展的层级。从县级进入到更高的地市级。其次，扩大了发展的规模。原来一个县有几十万或上百万的人口，上升到市域范围之后，可能会有几百万人口的规模。第三，提升了发展的能量。人口的增多、规模的扩大、统筹层级的提升，都会带来发展能量的提升。

　　打个形象的比方，原来是在一个区域范围内做“蛋糕”，现在是在一个更大范围、更高层级的区域空间内统筹发展，把“蛋糕”做得更大，最终达到提升发展品质和质量的目的，然后让更多人来共享这块更大规模、更为精品、更高质量的“蛋糕”，这就为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愿景。

　　吴卫华：您认为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领域，湖州需要如何深化内功？

　　唐亚林：我认为应该从以人为中心、以事为中心、以效率为中心和以和谐为中心四个方面入手。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肯定是以人为中心，这一点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方面。第二个方面，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为中心。比如说发展之事，把“蛋糕”分得公平、分得更均匀；还有生活之事，要提升老百姓的生活品质，着重体现在公共服务水平上。第三个方面，应强调以效率为中心，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和更高水平的治理。最后，要以和谐为中心，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追求的是平安、快乐、健康、和谐的发展环境和生活环境。

　　四个“以什么为中心”实际上是在不同层面上体现出不同要求，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比如说以人为中心，可以落实到发展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方面；以事为中心则是服务于人；以效率为中心是一种评判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而以和谐为中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秩序和文化层面的感受。

　　吴卫华：湖州在乡村治理上有余村经验，在镇域治理上有织里经验，又在全省率先实现了矛调中心的市县乡镇三级全覆盖，那么如何提炼已有的基层治理经验，把它运用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呢？

　　唐亚林：我到过湖州很多次，这里不仅生态环境好，而且老百姓安居乐业，确实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城市。那么，怎样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得更好？

　　首先，要专题专组。针对湖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些重大专题，专门组织相应的领导小组，然后专题研究、整体布局、统筹设计。

　　第二，要专项专做。任何事情的发展都要靠项目或者活动来推动，治理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建议湖州在设计出一些总体项目框架以后，要细化成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项目去主攻。

　　第三，要专业专能。基层很多事物与事务带有综合性的特点，但同时更需要专业性力量。比如，在矛调中心，除了志愿者，更应该加入律师、政法系统人员以及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专业力量。专业人做专业事，可以把社会问题处理得更好，也更有权威性。

　　完善体系  融合“四治”

　　吴卫华：在打造市域治理现代化体系过程中，湖州需要格外注意哪些方面？

　　唐亚林：治理体系现代化，简单而言，就是通过组织架构的现代化发展，提升现代化的治理能力。

　　就湖州来说，打造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首先需要注意整体性，通过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整体性建构来做文章，尤其是要把市、县区、乡镇街道及村社区四级有效联动起来。

　　第二点是协同性，强调各个层次的信息共享，大家齐心合力来做事。比如，一个餐馆要办营业执照，涉及到多个部门，每个部门不能只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田”，而应该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办事管事联动一体。从许多城市的实际情况来看，“信息孤岛”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湖州要在这个方面多下功夫。

　　第三点是功能性，这是对人的要求。通过前期组织架构的构建、整体性和协同性的作用发挥，最终激发出人们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意愿、能力和功能。

　　最后一点是合力性，就是全民参与性。我建议湖州可以开发一个“随手拍”APP，与城市大脑指挥平台联网，每一个湖州人都可以成为市域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各种事件处置的发动者、社会治理效果的评判者和城市精神的宣传者。

　　吴卫华：法治，是市域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您认为湖州应当如何优化市域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体系？

　　唐亚林：首先，要坚守根本原则，就是要坚持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定要形成信仰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自觉按照法律规范来办事的氛围，也就是法治文化的形塑。

　　再者，用好、用足地方立法权。赋予地方立法权是国家治理方式的重大制度安排。湖州于2015年被赋予地方立法权，接下来，要加快推动这块工作的步伐，可以通过立法大检查等形式，倒逼各个地方性法规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形成湖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特色和品牌。

　　最后，可以积极探索形成一些“软法律”。治理注重的是人，只要有人的地方，公序良俗就能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希望湖州能充分尊重各方意志的表达，注重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等批评、教育、示范、引导等作用。

　　吴卫华：湖州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基层治理中，该如何各施其能又相互融合？

　　唐亚林：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四治”是缺一不可的，要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强教化，以自治强活力，以智治强支撑。在不同的应用场景里，“四治”各有侧重、各有所长，又各自相互配合、彼此融合。

　　以社区治理为例，在一般的观念里，这是以自治为主的，但其实不然。社区的居民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性服务、物业管理提供的市场性服务、社会组织提供的由政府购买的公益性服务、业主委员会等各类自组织提供的自治性服务……这些服务，有的算自治的内容，有的不算，但可能同时都集中到同一个人或同一批居民身上。这些服务需求的表达、满足和评判，都要由老百姓说了算。这些服务往往是叠加的，不是一个自治单独能够解决得好。所以，“四治”实际上是不能够截然分开的，打通后效果会更好。

　　打通“四治”，我认为最核心的是党建引领。当然，党建引领不是党员、党组织包办，是党组织带领大家坐在一起商量，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形成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治理新格局，最终建成依法依规、自我管理、民主协商、睦邻互助的“四治”融合新社区。

　　淬炼能力  优化共享

　　吴卫华：我们知道，数字化改革是做好“智慧治理”顶层设计的基础，您认为如何通过数字化改革来推动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唐亚林：以前我们通常讲“三生”，即生产、生活和生态，现在我经常提的是“五生”——生产、生存、生活、生态和生命。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从理论上都可以在一个屋子里面完成。这背后的深意值得我们思考：“五生”给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带来了革命性变革，这就倒逼政府要进行智慧治理，实现数字化转型。

　　政府的数字化转型，要用“金字塔”结构来分层看问题。首先是智慧化城市的“底座”，是网络信息系统体系建设、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建议湖州在规划环节就做好这一点，因为只有好的技术底座，才能避免反复推倒重来。在“金字塔”的中层，形成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经济、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文化等。最高层则是理念、规则、标准、制度和体系。

　　建议湖州的智慧治理要形成一个整体性诊断，在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以及二者的融合等方面多作探索，进行系统性评估，补齐从底座和中层反映出来的短板。在这个过程中，尤其不能忘了人的体验感和参与感，否则最终会步入成本投入大、后续创新发展跟不上的窘境。

　　最后，在通过数字化改革推动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注重制度型开放，在学习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更多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推进开放，使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跟上更新换代的步伐。

　　吴卫华：您认为应当如何应对这些压力，让那些长期工作、居住、生活在城市的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市？

　　唐亚林：大量的外来人员从农村来到城市，这给市域社会治理确实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湖州也是如此。面对这一情况，湖州要顺应大时代的变化，主动去拥抱流入的外来建设者。首先，要以常住人口来进行公共服务的制度设计，包括公共服务的拨款，教育、医疗资源的布局等。其次，要根据常住人口来设计相应的服务人员的编制管理，甚至进行必要的行政区划调整。第三，要让大家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让新湖州人真正把湖州认同为自己的家乡，时刻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

　　湖州还可以探索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地的管理模式、文化模式、服务模式等创新工作，形成市域社会治理的先进经验，甚至还可以开展一次新湖州人与湖州人的大讨论，让“故乡再造”成为湖州市域社会治理的一张“金名片”。

　　吴卫华：市域社会冶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个系统工程，湖州应当从哪些方面着手，进一步深化市域社会冶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唐亚林：一个城市的发展愿景，不外乎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湖州各方面做得好，因此可以多加一个高水平共享的标签。

　　要跳出湖州看湖州，把湖州放到长三角城市群的视角，尤其是要把它放到上海大都市圈的框架之中来思考，打造成为上海大都市圈自身五大节点城市之外的又一个节点城市。深化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首先，要做到“规划引领”，就整个湖州市域社会治理问题进行规划布局、挂图作战。第二，要实行“领域突破”，按照“地区分类、项目分解、任务分领、经验分创、责任分担”的方式，进行分类突破。第三，要实行“项目带动”，通过项目或者活动来作为联系纽带和具体推进手段。最后是“榜样示范”，来带动参与协商和整体合力，最终筑稳共富的“压舱石”，提升群众共治共享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记录整理：记者  王炜丽  陈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