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孝峰

　　作家其恕创作于2024年1月的长篇巨作《山水谣》以其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鲜活生动、个性斐然的人物形象以及清新质朴、简洁传神的景物描写，全方位、立体、细节地叙述了建设“美丽乡村”的完整历程，展现了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华彩乐章， 演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丰富内涵，让我们在小说中看见美丽浙江、看见美丽中国。

　　夏日的早晨，透过纱窗微风吹拂，鸟鸣在树丛间潜滋暗长，但并不扰乱笔者阅读长篇小说《山水谣》的兴致，它那样虔诚、它那样清新、它那样优美，又不至于空中楼阁，而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与时代命运共生存、与读者希望共呼吸。三天不间断地阅读，它已经引领我走遍桃岭村的每一个角落，领略“美丽乡村”的现代气息，感受周晓辰与徐诗画纯真而富有力量的恋情。长篇小说的阅读，自然让我们更多地关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环境，这些某种程度上都是衡量一部长篇小说能否成功的关键。殊不知，在环环紧扣暗潮涌动的情节发展过程中，往往潜伏着作家对于社会时代、人物形象的鲜明立场、价值取向和情感态度，而此“非实有性的存在”如何潜移默化地传递给读者，吸引读者不断地往深处阅读、越读越有劲，这就是给作家的创作带来的一个难题：小说创作中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丰富多变的人物形象以及鲜活感人的景物描写都是“实”的存在；而情感的力度以及渗透其间的微妙变化是“虚”的隐藏，是小说的“气脉”，是隐藏在海平面之下的“汹涌澎湃”，是一股内在的力量，是小说耐看的关键因素。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学专论曹丕的《典论·论文》中说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在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由此可见，贯穿在长篇小说中的“气脉”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虽是父子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的。它与作家的血脉气质、后天的见识阅历以及胸襟气度情怀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其恕对本世纪初美丽乡村建设和轰轰烈烈农村经济转型的高度关注和了如指掌，绝没有《山水谣》高屋建瓴般的恢宏气度和壮烈激情；如果没有其恕心中多个建设美丽乡村的典型人物的原型或者对此加以虚构的丰满个性，绝没有《山水谣》从容不迫般的虔诚敬爱和钦佩赞赏；如果没有其恕深入故事发生地细致地调研和扎扎实实地考察提炼，绝没有《山水谣》符合时代气息般的宏大叙事和激烈交锋。“气”建立在考察、体验、投入和感知之中，这里作家的情感体验显得尤为重要。

　　小说中的“气”，笔者认为是故事架构的“气势磅礴”。作家像一位站在高高的山巅上指挥大军的人物，而这些大军就是他笔下的众多人物以及人物活动的场所，他对这些人物的震慑作用就需要他的包容万象和指挥若定。小说涉及到的自然环境众多，从上海、庆州至安东；从庆州市政府、安东县政府、青龙山镇政府至桃岭村村委会；从青龙山露天采石场、元辉电源制造公司、元辉造纸厂至元辉化工厂；从碧云湖至桃溪河；从上湾村、桃岭村至桃岭村十八个特色农场；无论是时间和空间跨度都很大，如何让这些地点不再是图纸上的一个标签，而是变成生动形象的情景再现，就需要作家的“运转”。运转的大开大合就是“气”的生发和流动，而流动的“势能”就是贯穿其中的中心人物。县委书记杨安民建设美丽乡村的坚定信仰和断腕之志决定了小说情节推进的力度和矛盾冲突，小说情节的流动呈现波澜壮阔和气势翻涌的态势；庆州市委书记王天翰的高瞻远瞩和赞赏支持决定了杨安民处事的当即立断和雷厉风行；周晓辰与父亲周元辉的家族集团的彻底决裂决定了农村经济转型的嘹亮凯歌；徐诗画与发小万庆强、与初恋肖亮和周晓辰的友谊与恋情决定了小说的纯真和清新；小说以小溪流入小河、小河汇入大海的结构模式把桃岭村美丽乡村建设的场景抒写得波澜壮阔、气势磅礴。

　　小说中的“气”，我认为是作家以一颗“少年之心”抒写家国之志；以一颗“少年之心”抒写正义和邪恶；以一颗“少年之心”抒写友谊和爱情；因而才有了小说的俊爽阳刚之气。农村中“两条道路”，即坚持美丽乡村建设和破坏乡村环境，只为一己私利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作家就是怀揣了一颗纯真的正义之心去塑造县委书记杨安民，因此，在这条道路上杨安民的形象会越写越开阔，无论碰到怎样的险境都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与汤达仁、孔汉辉和邵荣义等既得利益集团斗争中，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以一颗“磊落之心”照亮美丽乡村建设。在宏大题材的写作中，友情和爱情也是必不可少的，它是人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但是，如何写爱情，取决于作家对于爱情的态度和创作的视角。作家写徐诗画与周晓辰的爱情，是以一个“少年之心”切入的，当周晓辰与徐诗画在元辉电源制造公司的村民风波上初次见面时，他忍不住朝她看了一眼，两人的目光碰撞在一起，“徐诗画躲闪不及，白晳的脸颊上不自觉又飞起了一片红晕。”这就是初恋时最原始和最纯真的反应，是少女初见心爱之人的秘密。随着交往的增多和逐渐了解，周晓辰还是保留着最初的纯净，他主动提出约会的方式也是少年情怀，文字不多，朴素自然。他在微信中给徐诗画发了这样一条短信：“诗画，下午有空吗？我想请你到我们影视城去转转，然后一起吃个晚饭，早就想请你吃晚饭了。”这样的语言如此简单，这似乎是一个高中生写的约会纸条。而徐诗画对他的爱情也似高中生般的单纯，小说中写道：“诗画觉得他的侧脸太帅了，真的像韩国的一位大明星，心里瞬间好像被什么融化了似的，如果真的能和他……不，不，她就是一个灰姑娘，他俩是不可能的。”如此的爱情写法既独特又微妙，似一阵春风，点亮人心。

　　小说中的“气”，我认为是语言的酣畅淋漓、格调的清新隽永。

　　小说似一幅美丽乡村建设的宏伟蓝图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中总会出现奇迹般的朵朵浪花，这浪花是小说中心人物的思想和感情，他们似净化的空气，似明朗的春风，似秀丽的山水田野，给人予力量和希望。汪曾祺说：“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驾驭一部三十四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要保持语言的气韵流动和生动传神，谈何容易？

　　除了作家在创作时对小说情节全盘的把控之外，还须谙熟每个中心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所处场景的即时变化状态，小说在第二百九十六页写到县委书记杨安民考察绿色生态建设初见成效的青龙山山水地貌时，可谓走入了杨安民的内心世界，作家具有强烈的代入感，与主人公同命运共呼吸，杨安民建设美丽乡村的总体思路、内心的波澜起伏、对时局的把握以及对美丽生态的近乎虔诚的倾心和热爱都成了作家对时代感召的有力呼唤，化为笔下的文字更是呼之欲出。“杨安民将目光投向窗外，在他的想象中，安东县应该变成这样的地方：城与乡在这里握手，车行其中，城市与乡村的界限已经模糊。西部茂林修竹、山清水秀；中部田园小镇、宜业宜居；东部古镇古色古香，穿越千年……有面子，更要有里子，打破城乡迁徙的户籍障碍，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赋予乡村要素以市场价值，实现人、财、物在城乡之间自由涌流，将农业集体化经营转变为家庭经营，彻底解决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等问题，在生态文明新时代，凸显乡村生态、人文优势，让发展资源要素向乡村回流，让乡村全面复活，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再到美丽生活。”在这里描绘杨安民建设美丽乡村的所思所想的语言就似一棵大树，枝杆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摇曳生辉。长句带动短句，长句的凝重夹杂着短句的轻灵，轻重缓急相得益彰；短句鲜明的节奏、提炼的思想精华一步一步地推动情节的整体流动。正如汪曾祺对语言的形容：“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其恕这部长篇小说以《山水谣》命名，是民间歌谣的象征，小说语言的音乐力度与来自民间的自然万物的生命力交相辉映，与徐徐展开的江南新农村壮美画卷相得益彰，共同组成了二十一世纪初美丽乡村建设的交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