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炜

　　沈既济的《任氏传》《枕中记》，根据学界评价，堪称唐代传奇小说的一座高峰。此后，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沈亚之的《异梦录》……可谓群峰耸立、千嶂叠翠。

　　沈既济，生活于唐代中叶，湖州德清人（旧说多标苏州人）。《旧唐书》称他“博通群籍，史笔尤工”，《新唐书》又称“经学该明”。他在唐大历年间已颇有文名，曾与宗室信安郡王李祎的外孙、做过殿中侍御史兼陇州刺史韦崟交游，又与名士萧颖士之子萧存、《通典》作者杜佑等友好。唐大历十四年（779），沈既济任太常寺协律郎。唐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推荐他才堪史任，唐德宗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次年，杨炎获罪，他受牵连，被贬为处州司户参军。唐兴元元年（784），陆贽曾推荐“或有因连累左黜，或遭谗忌外迁，互有行能，咸著名迹，寘之清列，皆谓良才”者十三人，其中就有沈既济。不久，沈既济得以由贬所召还回京，途经江左得与江西观察使李兼的判官权德舆相遇而游栖霞，权得舆有《与沈十九拾遗同游栖霞寺上方于亮上人院会宿》诗。再入朝，沈既济任礼部员外郎，去世后，因其子沈传师显贵，追赠太子少保。

　　《任氏传》，作于沈既济当年贬谪途中，他与一同遭贬的裴冀、孙存、崔需、陆淳等人同舟东南行，昼夜闲聊，聚谈奇闻异事，营造轻松闲适氛围，以此释放心中郁闷。同行之人一致认为沈既济所讲任氏的故事最为惊艳，请他写下来。《任氏传》讲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狐狸精任氏的故事，与传说中作恶多端的狐狸精有明显差异，沈既济把旧案给翻了过来，是小说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狐狸精变化成美妇任氏，与郑六相爱，豪家子弟韦崟见之，惊羡任氏美貌，强施暴力。任氏坚拒不从，并晓以大义，赢得韦崟的敬重。一年后，任氏随郑六西行，途中为马嵬坡的一只苍犬所害。其特别在于，把任氏之死和马嵬坡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令人想起安史之乱中死于马嵬坡的杨贵妃。

　　《任氏传》在唐人小说演变中是处于一种非常关键位置的作品，它最大的贡献是鬼神精怪人化的完成。任氏既有狐性，又有人性，沈既济借此抒发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感受，在篇末写道：“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显然，作者借狐狸精故事，其用意不止是痛惜任氏的悲剧命运，更重要的是借以抒发自己德才兼备却蒙冤遭贬的怨懑心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指出，《任氏传》“言妖狐幻化，终于守志殉人，‘虽今之妇人有不如者’，亦讽世之作也”。程毅中《唐代小说史》高度评价：“《任氏传》是德宗大历以后唐代小说的新成就，是群峰中的第一个高峰。”值得一提的是，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所出现的狐狸精形象，大多通情达理、美丽动人，乃与任氏一脉相传，明显接受了《任氏传》的影响。

　　《沈中记》则将故事设定于唐开元七年（719）的背景下，穷书生卢生在邯郸客店中借道士吕翁的青瓷枕入睡，娶了富家千金崔氏，在妻子的帮助下，从此做官发迹，声名显赫，家族兴旺，后安然离世。然而，这一切只是卢生酣畅淋漓的一场梦。梦醒时分，他还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黄粱一梦”。梦是欲望的满足，一场赘婿梦，寄托着卢生与作者“走上人生巅峰”的终极期待。

　　这个故事为“庄生寓言之类”，脱胎于南朝宋刘义庆的《幽明录·焦湖庙祝》。清俞樾《俞楼杂纂》引《壶东漫录》云：“唐人邯郸卢生事，即本此敷衍。”《枕中记》能在不长的篇幅里，成功地描写了卢生波澜起伏的一生，绘声绘色，极富概括力，这已属不易。作者既娴于史笔，故整个作品的谋篇布局和行文的细致真切，以及奏章诏语的采录，都带有史传文学的痕迹。但作者善于汲取志怪小说诡谲幻化之长，将虚构人物卢生置于唐代的真实历史环境中，因而令人感到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甚至具有历史小说的一些特征。从风格上说，作品构思极为巧妙，富有传奇式浪漫主义色彩。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大历中，先有沈既济做的《枕中记》——这书在社会上很普通，差不多没有人不知道的。”宋元以后演绎为多种戏曲，其中以明代汤显祖所作“临川四梦”中的《邯郸记》最为著名。

　　《唐人说荟》等所载《雷氏传》《陶岘》，亦题沈既济撰，明显系伪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沈既济的名气是非常大的。

　　除传奇小说外，沈既济另撰有《建中实录》，为时人所称道，同时撰有《选举志》《江淮乱纪》，可惜均散佚。宋司马光修《通鉴》时曾参考《建中实录》和《江淮（刘展）乱纪》两书，现仍可从《通鉴考异》中辑出十数条。至于留存于《通典》《全唐文》中的沈既济论议文章，除《论则天不宜称本纪议》和《论增待制官疏》两篇外，其余《选举论》《选举杂议》等若干篇主要阐述科举选官法改革主张，很有可能是他《选举志》的部分内容，且与他所作传奇《枕中记》的主旨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