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 钟玉英
人的一生面临很多选择，有主动的，有被动的，有庆幸的，也有遗憾的，但我却固执地认为选择没有对与错之分。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每一次的选择带给我们的结果都是独特的感受，不值得宣扬，也用不着后悔。
种茶卖茶 服务家乡
我的家乡溪龙乡黄杜村素有中国安吉白茶第一村的美誉。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开始有人种白茶出去卖。面对机遇，我和丈夫选择勇敢闯一闯，蹬上一辆破自行车就出门卖茶。
经过奋斗，2012年，家里的白茶规模从以前的几分地扩大到六十亩地，别人都对我们竖起大拇指。
站在山头，我想的却是村里种茶好的人越来越多，我怎么样才能更好？多年来，我和丈夫眼里心里都只有“茶”，每年花大工夫养护茶园，也积极跑市场拓销路。
2018年，我53周岁。当年，我们家承包的茶山已经有500亩之多；同年，我们村的村主任卸任了，在一众鼓励声中，我接了他的班，还是高票当选。
那会，我的儿媳张薇刚刚生完孩子，儿子杨旭飞和她的支持以及亲家母的鼎力相助是我接棒最大的动力。
“这个年纪了，你去村里能做什么，你自己要想清楚。”丈夫更多的是各种担心，担心我性子急处不好同事关系，担心村里工作难做得罪人。
黄杜村搞茶旅融合，建公路、引项目都需要土地，政策处理是我去村委工作后接过的最费心力的活。
上班第二天，我在村书记那里领了任务，就带着合同出门了。跑了三户我最有把握的人家，果然，他们签了。我信心大增。
我马上就把丈夫的担忧抛之脑后。但是没过多久，担忧还是成真了。
政策处理就是跟群众打交道，没日没夜地上门做工作。因为条件“没谈妥”，有人说，你再上门，我就把你微信拉黑；也有人说，你再来，我就把你赶出去；还有不理解的人，骂几句也是有的。
我委屈过，也偷偷抹过眼泪。但我从没怕过，因为我没私心。用农村人的话说，我腰杆子挺得直。反正我“脸皮厚”，你不理我，我就追上去。
乡里乡亲最抹不开的是“情面”，但做村干部，最不能讲的恰恰就是“情面”。
为了跟我争取村里的一些项目资源，很多本地的村民、外来的包工头都想在背后跟我“意思意思”，也有到家里来探探虚实的。
我儿子跟我说：“妈，我们家可不缺这样的钱，有些事做不得。”
我赏了他一个大白眼：“这还要你说？你妈这么拎不清？再说现在基层权力归笼，项目工程这些大事可不是个别人能决定的。”
送茶育茶 致富他乡
做了村干部以后，我为这个小家付出得越来越少，但家里人对我的支持却越来越多。
2018年，我们这个小村庄在村书记的带领下干了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给习总书记写信，表达了心愿：致富不忘党的恩，我们要将“致富苗”送到其他贫困地区，让他们也富起来。习总书记回信了。
我们的捐苗事业风风火火地干起来。全村的骨干力量分赴各个受捐点调研指导。“土专家”斗志高昂，不把苗种好，决不罢休。我这个村主任，责无旁贷，走出村庄“闯事业”。
而我的丈夫也跟几十年前一样和我同进退。只是这回，出行工具从那辆破自行车升级成了飞机。
我丈夫的联系点是四川省青川县。第一年，那里首种1175亩。青川的三个受捐乡镇海拔都在1700米左右。气候、土壤跟我们安吉相差很大，茶苗种下去会不会活，怎么样才能长得好，大家都没底，也走过弯路。例如一开始，我们种茶时习惯性把土压得很紧实，实践证明，青川的土壤种白茶，根本无需按压。茶人茶事，也需因地制宜，光靠一腔热情蛮干，没戏！
我们经常通电话，有时候坚持不住了，就互相打气。我记得最长的分别时间是在2019年，他5月去蹲点，10月才回来。茶苗在大家的呵护下长势喜人，可我们家却遇到了愁人的事。
当年9月，乡里进行环境整治百日攻坚，因为村书记盛阿伟长期在外蹲点扶贫，留守大本营的我每天忙得昏天暗地。有一天我还在跑山头，接到了一通电话，让我崩溃，我的儿子运送肥料，下山时农用三轮车翻了，压在他身上。紧急送去医院，命保住了，但儿子的肠被割掉了20厘米。
我活了五十几年，第一次感受到这样复杂的情绪。痛苦、自责、担心全都糅杂在一起，压得我喘不过气。如果他父亲在家，送肥料这事轮不到他去做，他也用不着去开不熟悉的农用三轮车。
尽管悲痛，但我还是清醒地嘱咐大家，绝对不能让我丈夫知道这件事，因为他还在异乡“战斗”。
“致富苗”的种植培育已有五年，我的丈夫年年外出蹲点。近两年，三省五县受捐地都有丰收的好消息。今年青川县已经将茶园承包到户，大家的种茶热情高涨，钱包逐渐鼓起来。青川茶农还给我们寄来新产的茶叶尝鲜呢！
而我的小家也同样硕果满满。儿子儿媳已经能独当一面，扛起家里“旭飞茶场”的“大旗”了。我个人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收获“浙江好人”“最美湖州人”等荣誉，我们家还荣获“浙江省最美家庭”。
这十年，是我人生最高光的十年，也是让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十年。我们的各种选择造就了今天的自己和家庭。
我的人生选择看似多变却又极其统一：守着乡村，跟茶“死磕”。
记者 俞莹 整理
见习记者 王豆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