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沈重的故事

沈晓涛 沈晓荧

　　湖州吴兴的妙西，傍山依水，风景秀丽，人文荟萃。

　　沈镜澄的世家已在此地生存了几代，因族内辈份小了些，周围沈家家族的同龄人都是沈镜澄的叔伯辈。沈镜澄自小聪明好学，三十多岁已在外面谋了份吃官饭的差事。

　　1915年初，沈镜澄上京述职，秦太太正怀孕，很乐意随丈夫去北京，他们居住在北京大经厂胡同，耐心地等待上峰户部大员的召见。在北京的日子过得很快，农历三月，秦太太等不及回妙西生产，在鼓楼边的大经厂胡同生下了个男孩，沈镜澄高兴极了，虽然这是第三个孩子，但前二个是女儿，沈镜澄心里还是一直盼望有个儿子。沈镜澄在胡同内办了几桌酒席，与亲朋好友及同僚们共庆儿子的诞生。该给孩子起名字了，沈镜澄不假思索地说；“生在大经厂胡同就叫大经吧，‘沈大经’”。沈镜澄乐滋滋，一脸的快活。一个南方小官吏，在北京皇城根生了个儿子，这算个喜事吧，值得纪念，这包含着沈镜澄隐隐对儿子的祝福与期望。

　　不久，沈镜澄携妻儿回到湖州妙西。大经聪慧，好动，顽皮，因先天患有眼疾又是儿子，父毌特别宠爱，大经由此也老惹是生非，上树下河，让秦太太操碎了心。此时沈镜澄在湖州，便让大经进入湖州“四面厅雲溪”小学读书。

　　进入小学读书，大经的成绩远远超过同龄孩子，优秀的成绩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赏，沈镜澄也由衷感到欣慰。只是好景不长，1922年，春节过后，国家政局不稳，美、英、比、法等国与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九国公约”，接着“沙田惨案”“安源矿工大罢工”“直奉大战”等事件发生，沈镜澄事务增多，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家里，此时秦太太患上重病，久治不愈，不久便去世了。沈镜澄痛苦不堪，大经更是日日思念毌亲，大病一场，年仅七岁，便承受了失去母爱的痛苦。

　　之后，在父亲的照顾下，大经继续在湖州“四面厅雲溪”小学就读，除了学校放假时间，大经很少回妙西，小学毕业后又进入“湖州旅沪中小学”初中学习。 1923年，沈镜澄续弦，娶了四川姑娘恽玉麟。此后，继母陆续生了大弟大纬，小妹云英，小弟大纶。大经和弟妹相处很好，大纬和云英对这个难得回家的大哥特别崇拜，喜欢听他说外面世界的事，尤其大纬，只要大经回到妙西，大纬便左右不离地跟着他。

　　1931年，沈大经考入了上海市“大同大学附中”高中理科班学习，没想到这年父亲生病，大经赶回妙西照顾父亲。半年后见父亲略有好转，大经返校，弟大纬，妹云英，还有小弟大纶依依不舍送大经至妙西河边，没想到此一别竟相隔二十年，更没有想到父亲自大经离开妙西后半年后，1932年初便撒手人寰，让大经又一次承受了失去父爱的痛苦。此时，大经的二位姐姐巳入嫁上海，失去父亲的照料后，大经的学习生活全靠姐姐们的援助。

　　在大同学校的三年中，大经住校学习，虽然有姐姐们的资助，但仍有经济的压力，而且父亲的去世给大经的心里造成的伤痛难以平抚，想到在妙西陪伴父亲的日子，大经经常暗自落泪。此后，大经再也没有回妙西，有时梦见大纬、云英、大纶跟在他后面，醒来后不由叹气。大同高中读书期间，国内政局发生许多变化，大经十分关注。虽然二姐帼英关照大经不要参与，可在校听到看到的，都冲击着大经的思想，尤其看到国家被日本鬼子不断蹂躏，爱国之情油然而生。他悄悄听共产主义宣言的讲课，接触共产党参与抗日活动，撒发抗日宣传品，直至1934年不慎，染上伤寒。原本，大经想回妙西休养，但二姐极力反对，因帼英知道，妙西家境不好，继母不善经营，父亲留下的田产及房屋都变卖不少，怕大经回到妙西给继母增加负担，休养不好，而当时二姐夫生意较好。收入尚可，可以较好照顾大经，所以大经也就留在上海二姐家安心养病，直至1936年考入复旦大学土木系。

　　大经踏进复旦的那一时刻起，他巳经为自己奠定了一个目标，赶走日本鬼子，解放祖国，跟着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大经生病住在二姐家期间，他常常借口复习功课去同学家，其实是秘密听党课。进入复旦后，大经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当时因局势动荡，大经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地下”。 1937年，复旦大学西迁重庆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漆鲁鱼到校与大经取得联系，大经协助其建立起党的基层和外围组织，湖州同学杨荫庭回忆说：“因沈大经在学校及重庆各处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通缉追捕，有时就躲到我的宿舍，躲避敌人的追捕。在临离开重庆去延安的头天晚上，我处也不能躲避敌人追捕了，于是我索性陪着大经在北碚公园里的亭子里待了一晚上。第二天天刚刚亮，大经就与白汝瑗、拱平等五人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指引下奔赴延安”。与沈大经同赴延安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拱平在《北碚杂忆》中写到：上海“八·一三”事件后，4月间同沈大经、白汝瑗等人，赴前线抗战。复旦大学进步学生为他们在北泉举行欢送会。文章还提到，《文种》（抗日初期重庆学生界的进步刊物）原来由我（拱平）编辑，我编了大致三、四期后，沈大经、白汝瑗、王公维也参加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我演香姑，演父亲的几鞭子把我抽倒在地，演观众的沈大经跑上来怒吼“放下你的鞭子!”，演父亲的说“只因家乡沦陷了，我们到处流浪”，现场观众顿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回老家去！ ”拱平又回忆道：为了促进国民党抗战到底，地下学联号召学生到国统区前方去工作，我们几个同学决定响应号召奔赴前方，第一个报名的是沈大经，他矮个子，一只眼睛已瞎了，另一只眼睛热情地闪烁着，“我是学土木工程的，到前方可以当工兵”。他激动得声音发抖，他的下唇在微微颤动，好像还有好多话要说。这些都说明了沈大经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他正用自己的行动拯救受难的祖国。

　　1938年，大经到了延安，先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瓦窑堡抗大、晋察冀边区抗大学习，期间任救亡主任，见习指导员。 1939年一月，大经在冀察冀边区抗大二分校，由队副指导员孙石松介绍正式入党， 1939年冬在冀察冀通讯社转正，之后大经成为晋察冀通讯班科长、特派员。 1940年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社的特派记者。记者张帆在他的《战地报人沈重二三事》中还回忆了大经如何改名的一段故事：在阜平县三将台村，一天晚上，乡亲们在一起，大家热烈地讲述自己的战斗生涯，不知是谁，忽然说：“我们个人的历史要翻开新的一页，名字三个字不好叫，改成两个字，叫起来方便又响亮，当然要有革命含义。”大家一致同意这个建议，沈大经说：“那我叫沈重吧，慎重，稳重的‘重’”。随后，每个人自报改过的名字，只有田间同志说：“我的名字已是两个字，甭改了”。次日，向领导汇报说：除了田间外，所有记者都要用新的名字，新的姿态，参加百团大战。领导欣然同意。就这样，沈重成了沈大经的新名字。

　　1941年，沈重任晋察冀日报驻易县地区的特派记者，当年秋季反“扫荡”斗争中，沈重得知“棋盘陀”上五个抗日战士浴血奋战，跳崖牺牲的事迹，当即立刻奔赴五战士所在部队深入釆访。在前往采访期间穿越敌人封锁线，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曾纵身跳下一丈多高的土崖，所幸无事。那个年代，不用说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连自行车都没有。记者采访无论路途多远，都要徒步走去。而沈重是个一只眼完全失明，另外一只眼皘也要靠眼镜矫正的人，在崎岖的山路上赶路，不知道这位学生出身的八路，脚上打了多少血泡，身上被荆棘划了多少口子，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被石头绊倒，来不及抚摸身上的擦伤，摸摸索索着在地上找眼镜……他连夜步行一天多，找到跳崖战士所在的团长邱蔚和其他指导员，听他们介绍英雄的事迹，还找到当地的老乡，循着英雄的足迹，到战斗现场作了实地采访，回来后又见到了跳崖后挂在树上受了轻伤的五壮士之一葛振林。完成采访一天之后，作为秋季“反扫荡”手记之一的通讯——《棋盘陀上五个“神兵”》一气呵成，并于1941年11月5日发表在由邓拓同志担任社长的《晋察冀日报》上，不久，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沈重用他饱蘸情感的笔触，讴歌了这五位普通战士的崇高行为。事迹报导后五位壮士的事迹名扬天下，同年11月7日，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签署的训令中正式称这五位战士为《狼牙山五壮士》。多年来《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从冀察冀边区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浴血抗战的中国军民的楷模，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时至今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

　　在晋察冀日报工作期间，沈重的勤奋，刻苦，踏实，谦虚，一直受到大家的赞扬，张帆在他的《战地报人沈重二三事回忆》中回忆道：我从抗大总校毕业，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到了三将台村，迎面走来一位身材不高，但却潇洒、俊秀的青年，笑哈哈地说“你算找对了，我叫沈大经，我带你去找社领导。”他看我长途跋涉，实在疲劳，抢过我的背包，甩到自己肩上，忙前忙后招呼我吃饭，安排住宿。不久，领导要我去雁北采访反扫荡的斗争，我没有当过记者，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心里有些发怵。沈大经看出我的心情，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给你们准备了大衣，挎包和手雷弹，当记者也没什么，腿勤，手勤，脑子勤，把人家的事迹真实地记录下来就行了。”他的话感染了我，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舞。后来我才知道沈重抗战前是上海的大学生，学土木工程的。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据我所知，他注意研究实际情况和党的方针，政策，分析人民的反映和敌伪阴谋，动笔之前，独自沉思，反复推敲，写作时聚精会神，从黄昏写到天明，不知疲倦，一次自卷的纸烟烧了手还不知觉。

　　在一次“反扫荡”中，他无衣无食，露宿山岩，得了重病，当听到敌人在完县野北村制造惨案时奋不顾身赶到野北采访，迅速地写出了《野北惨案》，揭发令人发指的日寇暴行。我看到他写的大量通讯，内容很广泛，有合作社、选举、累进税、渡荒、访问国际友人、战斗通讯和揭露敌伪阴谋罪行的文章，有《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治安强化”舞台的台上、台下》《清算敌三期“治安强化”运动》《神枪手李殿冰》《“囚笼政策“的毁灭及其他》《机智和勇敢是无敌的》等通讯，这些在边区很有影响。其中《冷落了的大亚公司》获得了边区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颁发的“政治攻势文艺奖”。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为了革命，不怕流血牺牲，顽强采访，努力写作，为人民的新闻事业做出贡献，沈重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好同志。

　　之后，沈重先后担任了冀晋日报副社长、新华社冀晋支社社长、冀热察导报社副社长、新张家口日报社社长、察哈尔省察哈尔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务。这时，沈重从父亲过世后，离开家乡妙西巳近二十年了。沈重离开妙西后，家里人从无收到他的消息，大弟大纬因参加抗日，被日本鬼子追杀，后被捕押往上海在龙华牺牲，期间母亲为营救大纬变卖了所有田地，后日军入侵湖州，阖家逃往上海。离开妙西时，小妹云英为大哥沈重、二哥大纬在妙西“杼山寺”内立了牌位，以示纪念。1950年，沈重联系了二姐家，才找到了小妺云英，小弟大纶，大家惊喜而泣，纷纷述说别后家里的变化。这一年，继母过世，沈重和云英、大纶回到妙西老宅为继母发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沈重成为中共雁北地委宣传部长，之后，作为党的技术人员归队，转而从事城市建设工作。1953年，他作为太原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局长兼任迎泽大桥总指挥，怀着对建设新中国的满腔热忱并运用他当年在复旦大学所学的技术知识，领导建成了当时新中国新建的最长的公路桥——迎泽大桥，该工程是建国初中央对太原市政建设的首次基建投资项目，也堪称当时全国公路桥梁及太原市市政建设工程的杰出范例。此后他担任过太原市城建委主任、太原市副市长、山西省建设厅厅长、华北工程管理局局长、太原市人民政府顾问等职，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国家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上，而从没有为自己谋过一分利，且不管做什么工作，直到他病重的最后时刻，他都念念不忘敌后战地记者艰苦生涯，他说：“我们要把这些通讯，编成集子，留传后代，让他们知道前辈人如何战斗工作和生活的”。

　　沈重的一生让我们敬佩，他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财富，他过世后，老伴丁毓慧回到北京，住在出租房里至过世。沈重为后人做出了一个老革命的先进榜样，可敬可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