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家亮

　　没有数字化就没有现代化。建设数字政府，推动政府治理向数字化转型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数字时代生产力变革的必然选择，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无论从技术层面、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数字政府，深入挖掘其内在的价值运行逻辑，推动数字中国走深走实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技术的不断迭代和生产力的变革重塑使得传统政府治理模式不断显露弊端，面临自身变革转型的巨大压力，为适应当下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迫切需要政府进行自我革命，加快建设数字政府，着力提升数字治理能力。从地方实践看，浙江的数字政府建设在全国走在前列。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创造性提出“数字浙江”的新目标，自此，经过“四张清单一张网”“最多跑一次改革”等全新探索，取得了“浙里办”“浙政钉”等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真正实现了横向和纵向一体化。2023年1月28日，浙江省委召开新春第一会，首次提出三个“一号工程”，由此，浙江进入数字变革新阶段，致力于建设掌上办事之省、掌上办公之省、掌上治理之省，有效整合政府自身、企业和公众三方面价值需求，以政府数字化转型撬动全领域、各方面的改革，以数字化手段破解改革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动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技术维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以AI、数据要素、算力、氢能源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纵深推进。1994年互联网的横空出现，从起初的电子商务到现在的直播电商，整个商业模式已经被彻底颠覆，2015年中央的政府工作报告率先提出“互联网+”战略和大数据战略，至此，掀起了各行各业加速拥抱互联网的浪潮，从而推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应运而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成为中国发展重要的战略机会。为了应对数字变革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 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大数据，2016年，中央提出网络强国战略目标，2017年提出数字中国建设这一重大战略举措，202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专题学习，把数字经济发展上升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这一系列的战略布局是抢抓机遇和制高点的生动写照。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环境，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我们必须主动作为，实干争先，主动引领变革，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现趋势、服务趋势、推动趋势。

　　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清晰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设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发展，两对矛盾运动关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动态过程。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层面发展较快，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变革滞后，必然会导致两者的脱节和拉大，从而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作为上层建筑层面的所有内容都要面临重塑和调整的压力。建设数字政府，推动政府治理向数字化转型，提升数据治理能力正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主动性变革的生动体现。

　　实践维度：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治理现代化进程

　　国家治理应该是与时俱进和满足现代化需要的。为了加快实现网络强国，2017年，中央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而要建设好数字中国，必须要实现治理现代化。建设数字政府，整合各方价值需求，提升数字治理能力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其一，数字政府是治理现代化的载体和必由之路。政府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心位置，是“五大改革”的主导者组织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是政府治理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必然是一种能容纳最先进生产力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需要以数字技术为支持、以新质生产力为动能，以数字政府建设为载体，努力实现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其二，发达国家都以数字政府建设应对数字化挑战。目前，以美国、英国、新加坡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优化政策供给，推动政府治理向数字化转型。从其实践看，数字政府建设从行政效能到关系优化，都体现了利用信息技术改善政府与公民、企业及其它部门之间的关系，强调公民广泛参与公共服务创新的重要性，更加注重加强社会各层面的价值整合。

　　（作者单位系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