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祥

　　公元1903年，这是大清光绪二十九年。这一年，湖州人沈家本住进了现位于北京上斜街南面、金井胡同1号的宅院中，这所宅院如今就是沈家本故居。沈家本，字子惇，别号寄簃，1840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城内的编箕巷。此宅院原本是属于北京湖州会馆的。沈家本在这所宅院中建了一座楼，名曰“枕碧楼”。这枕碧楼也是沈家本的藏书楼。《枕碧楼丛书》即是沈家本晚年心怀将孤本旧钞“公诸天下”“长留于天壤”之愿，“检旧藏钞本”所编的丛书。而根据《沈家本日记》和《北京会馆档案史料》等相关资料的记载，晚年的沈家本还做过湖州会馆的管理人。对此，高勇年先生的《法学泰斗沈家本》也曾有过有关论述。

　　清末，还有一个人曾在上斜街属于湖州会馆的一所房子中居住过。这个人叫朱彭寿，是浙江海盐人，1898年中进士。他在《安乐康平室随笔》中记载道：“余昔居宣南，宅凡数徙，厥后迁入内城总布胡同，则历时为最久。溯自光绪辛卯五月，偕元配金夫人入都，始寓烂面胡同。甲午冬，移居上斜街（此为湖州会馆公产）。”经查，光绪甲午，正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

　　湖州会馆，是当时北京众多会馆中的一个。会馆，是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明清时期，北京会馆非常兴盛，湖州会馆（也称吴兴会馆）就是其中之一。对于明代的北京会馆，作过明朝首辅的湖州南浔人朱国祯在他的《涌幢小品》中就曾提到过。他在书中说：“汉时郡国守相置邸长安，唐有进奏院，宋有朝集院，国朝无之。惟私立会馆，然止供乡绅之用，其迁除应朝者皆不堪居也。”朱国祯是湖州南浔“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中的一位。综观明朝，湖州人在京为官者有不少，有些人官职还不低，如闵珪、潘季驯、董份、闵洪学等。特别是潘季驯，2021年是他诞辰500周年。向有论者认为潘季驯是闵珪的外孙，实不确切。潘之母为闵闻之女，闵闻为闵珪之子，因此，闵珪当为潘季驯的外曾祖父。

　　那么明代有无湖州会馆呢？笔者在查阅史料中发现，湖州会馆在明代应当是有的。这从涉及明末内阁首辅温体仁的有关史料中便可获悉。明末清初人李逊之，撰有《崇祯朝记事》，该书中记曰：“乌程每兴大狱，必称病以聚谋，谋定而后出。是时，修理湖州会馆，方择日移居……”温体仁，是湖州府乌程县人， 因此“乌程每兴大狱”中的“乌程”即是用县名代称温体仁。清代官方编写的《明史》将温体仁列入“奸臣”。不过，我们从《崇祯朝记事》中的记述中可知，起码在明末崇祯朝时，湖州会馆当已存在，只是笔者目前尚未查到有关明代湖州会馆地址的史料。

　　在沈家本生活的清末，湖州会馆是位于北京的北半截胡同的。北半截胡同可是个有故事的地方，这胡同中相传有明朝严世蕃的“听雨楼”，清代的吴长元在《宸垣识略》中说：“北半截胡同有听雨楼，则东楼别业。”东楼就是严嵩子严世蕃的号。这个北半截胡同中的湖州会馆，戴璐在《藤阴杂记》中说“癸丑修整复完”，其正厅名叫清远堂，命名“清远堂”的人叫纪复亨，他是湖州人。因此根据现有文献的推测，这湖州会馆应当“修整”于清代中叶时，极有可能是在乾隆年间。一是因为戴璐在嘉庆初就去世了。二是纪复亨主要是在乾隆年间为官。因此，笔者推测“癸丑修整复完”中的癸丑当是乾隆癸丑年，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在乾隆五十八年前，北半截胡同中的湖州会馆当已经建立，因此1793年这年是“修整复完”罢了。但沈家本先生的后裔沈厚铎先生告诉笔者，沈家本故居虽然原是湖州会馆产业，其实就是北半截胡同湖州会馆的前身，沈家本故居这地方太小，不适应赴北京的湖州人的需求，因此才又有了北半截胡同的湖州会馆。那么明代时的湖州会馆旧址是否可能就是现北京沈家本故居的地址呢？笔者认为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认。

　　在目前留下的关于北半截胡同湖州会馆的相关史料中，比较珍贵的当属在《北京会馆档案史料》一书中记载的《吴兴会馆捐项条规》。这个条规对湖州同乡捐给会馆的金钱数额，立了一个标准。该条规的落款日期是道光丁未年十月。道光丁未年，是1847年，这年是道光二十七年（而清末的湖州会馆管理人沈家本则出生在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这一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敲开了古老封闭的满清王朝的大门）。现笔者将《吴兴会馆捐项条规》全文摘录如下:“每年捐助议定会试之年，举人进京会试，助银一两。凡外任选补得缺者，大州县八两、中六两、又次之四两，道府十二两，同知六两，通判四两，两司二十四两，督抚四十两。其由外升转者，值年公书寄取，各如约送交值年查收。试差六两，学差十二两。并于起身时值年送簿，亲书姓名，银即交付登簿收贮。总俟积有多金，即多方扩充，以垂永久。如有不输助者，亦登明簿内，以志薄于桑梓之意。”条规中提到的值年，是一种制度，叫值年制。就是说，湖州会馆设“值年”一人。这个人相当于会馆的日常管理人，总管会馆的簿籍银两和有关重大事务。“值年”的任期一般是一年，基本由在京的同乡京官担任。沈家本担任过湖州会馆的“值年”，但从有关文献所提供的信息看，他担任“值年”的时期较长，不止一年。根据《沈家本日记》的相关记载，后来沈家本将北京湖州会馆的管理权移交给了丁少兰。丁少兰即湖州人丁乃扬，他曾在民国后担任过总统府顾问。又根据《吴兴丁氏族谱》可知，丁家祖上实出自长超芮家田，本姓芮，因入赘丁家而姓丁。

　　民国时，湖州籍的著名学者，今文经学家 、史学家崔适即曾在湖州会馆居住过。崔适著有《史记探源》《五经释要》《春秋复始》《论语足徵记》等。根据有关专家研究，崔适是湖州菱湖人，且是俞樾的高足。钱玄同曾入于崔适门下。鲁迅先生与北半截胡同的湖州会馆也有渊源，他本人在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居住过，因此到北半截胡同的湖州会馆是很近的。他在日记中3次提到去过“吴兴会馆”，分别是1912年6月8日晚访杨莘士于吴兴会馆，1912年7月28日午饭后赴吴兴会馆，1913年8月29日往吴兴会馆访杨莘士。这表明他都是为访杨莘士（即杨莘耜）先生而到湖州会馆（即吴兴会馆）的。杨莘士曾与鲁迅先生是同事，他是湖州人。

　　北京的湖州会馆还是湖州士子们进京参加科举考试时的住所。《中国会馆志》即对会馆的最初功能有所描述，书中说：“京城最初出现的会馆是应为科举服务的需要而诞生的。其初始功能是作为赴京应试的同籍举子的食宿之地和由科举入仕的同籍人的俱乐场所。”湖州会馆在清代也同样作为湖州籍举子进京赶考的一个落脚点，这在俞樾的有关记述中就曾提到。俞樾先生是晚清著名学者，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可谓博大精深。他自号曲园居士，在《曲园自述诗》中有两首诗就与湖州会馆有关。其一云：“清远堂前人语稠，弟兄同住此西头。柱铭去岁亲书与。四十年来旧梦留。”在这首诗的小注中，俞樾提到他为湖州会馆清远堂撰写了一联，联曰：“萃一郡七县人文，科第春秋来接轸；话卅有九年旧梦，弟兄灯火卧联床。”这第二首诗，俞樾便讲述了自己到北京参加会试，住在北半截湖州会馆，而离崇文门内贡院较远的情况。诗云：“一鞭十里趁晨晖，远自宣南赴棘闱。戏咏东坡旧诗句，新郎君去马如飞。”诗中棘闱就是贡院的别称。在这首诗的小注中，俞樾即云：“凡会试者，例于贡院前赁屋小寓。是科，余与壬甫兄径自吴兴会馆往。馆在宣武门外半截胡同，而贡院在崇文门内，相距十里而遥，同试者皆诧之。”

　　约在20世纪90年代末，北半截胡同的湖州会馆被拆除。2020年6月，有媒体报道，刻有“湖州试馆”四字的一方石头在北京被发现，发现者是一群小学生。根据媒体采访北京有关专家，专家认为这石头应当就是北半截胡同湖州会馆中的嵌墙匾额。目前这块匾额已保存在北京民俗博物馆东岳书院，成为北京会馆文化的实物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