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媛

　　作家海飞致力于谍战小说的写作，其作品多以中国现当代历史为背景。近年来，他将关注目光投向中国古代社会，以明朝万历年间为故事时间，创作了“锦衣英雄”系列古代谍战小说。作为该系列的第二部作品，《江南役》承袭前作《风尘里》的情节内容以及人物设置，将故事背景转向秋日江南，在杭州的桥头井边开启一段轻松惬意的南方叙事，似乎淡化了题记部分蝙蝠掳掠孩童案所营造的恐怖气氛。但题目中的“役”字，以及伴随主人公田小七出场的宝通快马（万历皇帝所送），已经在篇首暗示出人物的这趟行程与皇权稳固以及家国安宁的重要联系。

　　小说全文结构较为清晰，由开场、七章正文以及尾声构成，开场部分介绍杭州城中的系列案件——七名男童相继被蝙蝠群掳走，后续七章依循凌晨到夜晚的时间发展，对应田小七在杭州城的七天生活，亦牵引出文本中另一重大谜题——钱塘火器局的军火专家赵士真被人掳走。两个主要谜题作为开篇即存在的重要线索，贯穿了小说发展始终，并在其后的发展中，一线指向皇权斗争，将前作中已经初见端倪的皇位之争及其背后的权谋诡计逐渐揭破，一线牵连倭寇阴谋，把日本巾海道这一组织试图实施“破竹令”、烧毁六和塔、敲断杭州龙脉的意图和行动都暴露无遗。基于上述双重线索，小说展示了锦衣卫北斗门掌门人田小七为主、杭州守戍军副千户薛武林为辅的人物调查过程，也写出他们身边的诸多人物的努力行动，在快节奏以及画面感十足的叙述中，完成对上至朝堂当权者、下涉民间普通人的抗御外侮行动的描写。

　　主人公田小七在杭州城中四处查问，无形中扮演了侦探的角色。基于对线索的整合和推论，他逮捕倭寇成员松吉，数次与倭寇直接交手，救出赵士真以及被掳掠的孩童，直至最终在杭州城内各处城门以及六和塔下跟倭寇决一死战，粉碎巾海道全盘计划。人物从前作中隐居幕后的位置走向了台前，在跟倭寇这些隐形遁踪的敌手进行对抗时，用个人智慧以及武技拯救了身边的朋友、百姓以及登塔参与庆典的皇帝，潜隐地为家国以及民众安宁作出了奉献，与新武侠小说中“为国为民”的侠客颇有相似之处。

　　人物身边的伙伴也都秉持着类似的信念，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为保护杭州城以及国家军火机密的行为平添了悲壮色彩。他们一次次付出血的代价，为的是保护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安全，他们的对敌斗争态势，就像众人在六和塔所目睹的钱塘江潮，从最初的冲天而起、雷霆万钧，发展至连天蔽日、摧枯拉朽，再到最终慢慢消散、云淡风轻，人物身上的家国情怀却不曾消散。

　　谍战小说对主要人物家国情怀的表现，往往借助不同国族的隐秘战线对抗描写完成。本作亦延续了这种处理方式，在对对抗双方人物特别是倭寇进行处理时，着意强调其“双面性”特质。这些敌对势力，恰如隐藏在黑暗环境中不能以真面目示人的“鼹鼠”，只能借助多个化身活动在杭州城中。为了完成巾海道的“破竹令”计划，创始人子丑的女儿灯盏，与丈夫携手来到中国，以多个身份游走在街巷之中，她是戏班中演出的鲤鱼，一脚将绣鞋踢在赵士真侍卫山雀的脸上，以色诱方式为绑架赵士真提供便利条件；她是相貌丑陋的杨梅，借柔弱之势吸引土拔枪枪，试图骗取《神器谱或问》母本；她是伪装的傻姑，以虚假的身份和书稿迷惑赵士真，以解药威胁对方交出《神器谱或问》母本。她与丈夫的手下石田、松吉、剃刀金等人，像水滴一样渗透进了杭州城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喜庆坊老板余船海、巾山社统筹负责人以及剃头匠，在明暗兼具的双面生活中，联通了巡抚高官以及贩夫走卒，为计划实施提供便利条件。

　　在与这些敌对势力进行殊死斗争后，田小七却在结尾一切尘埃落定时，拒绝了皇上提出的“回京”要求，将锦衣卫的“忠君”信条摒弃在身后，选择留在杭州。个人感情以及皇权压力使他主动放弃以往的“荣耀”生活，从英雄之位上退下，回归到普通的日常之中，走出了此前情感执念的牵绊，也走出了人对功名利禄的无妄追求，凭借个人选择区别于以往谍战小说中的主人公类型，呈现出更贴近生活的价值观念：国家利益固然重要且需要个人努力捍卫，但个人生活也是日常现实的重要部分。

　　作品中的多个人物亦都以个人选择影响了事情的发生及其走向，展示出人物在家国情怀这个宏大主题之下的日常生活样貌：赵刻心不愿继承父亲的火器局，反而将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孤儿院作为人生寄托；吉祥从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走出，接替哥哥田小七的锦衣卫“事业”；土拔枪枪为了感情置兄弟告诫于脑后，导致兄弟为自己死去后，只能偷偷为孤儿院留下炊饼，然后孤独离去……每个人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了责任和后果。这些人物身上也体现出一种重要特质，即“替代性”。正如赵刻心替代无恙陪伴在田小七身边，吉祥替代田小七成为锦衣卫，前作中因爱人春小九为自己而死意志消沉的甘左严，也在杭州城中找到了誓要成为“新的春小九”的柳火火，并在田小七的资助下，将带有众人京城狂欢记忆的“欢乐坊”开到杭州。

　　与上述具有延续性且指向未来生活发展方向的“替代性”特征相对应，小说还对人物选择的结果进行了一种因果循环的展示，比如赵刻心在与倭寇的对抗中，目睹大火，随即昏倒，牵扯出其童年时的一桩旧事：自己年幼好奇，用父亲的凹凸镜折射的阳光点燃了旁边的茅草顶赌坊，母亲冲进火场，想要救出最后剩下的小男孩，却与对方一起被烧死。自此，火光于她而言，意味着丧母和伤害无辜者生命的罪责，但田小七却用三言两语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即是当年火场中被救的男孩，以自己的存在洗刷了姑娘内心的罪责。薛武林与昔日战友刘大壮的恩怨故事也是一种体现：早年薛武林被俘时，向阿部投降，被释放后将伤重的刘大壮带回国内，成为对方的救命恩人。但他后续所策划的蝙蝠掳掠男童案件，将刘大壮的儿子刘四宝也一并掠走，在刘四宝发现自己后，他担心罪行败露，拔刀杀死了还在拼命保护自己的孩童。恩怨纠葛在他对待父子两代人的态度中被诠释得令人唏嘘。阿部、灯盏最终逃离杭州时，乘坐的恰是水牛的父亲之船，而水牛正是在驻守弹药库时被阿部杀死的官兵，死后还被他残忍割下舌头烹制。老人通过对话了解对方身份后，选择弃船入水，不管是去意已决还是暂避风头，都留下这夫妻二人及一叶扁舟在水中飘摇。

　　白居易《忆江南》中“最忆是杭州”“其次忆吴宮（苏州）”，戴表元《湖州》中“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古代诗文状写江南之景极尽美妙，海飞则在《江南役》中对江南的抗倭战斗和人物情感进行展示，完成了家国情怀以及个人选择两大主题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