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非遗”传承人、斋号“容园”的竹刻艺术家叶瑜荪先生名闻遐迩，日前湖州文化人士顶酷热前往他桐乡住所拜望，不仅看到了他充栋满屋的藏书、感受他夫唱妇随的全国“最美家庭”之琴瑟相谐，也近距离观赏了他一批竹刻精品，更欣喜地听他讲述从艺路上“湖州人”“湖州竹”“湖州籍艺术家”对他的影响、帮助。今刊发他应约而撰的与湖州的“艺缘故事”，以飨文化爱好者。版面所限，文章刊发时有删节。
——编者
叶瑜荪
竹乡文化耀千秋
竹是亚洲的热带或亚热带季风区的标志性植物，我国东南各省都盛产竹子，形成了很多竹乡。湖州是竹乡文化最深厚的代表之一。吴兴一郡多竹山，除盛产毛竹外，其它竹类亦有生长。竹乡先民是最早认识竹性、最懂得用竹的人。从食竹、用竹到咏竹、画竹、刻竹，产生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竹乡文化。
在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5000年前先民所制造和使用的竹编器物竟达200多种，有篓、席、谷箩、刀篰、簸箕等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用具，也有捕鱼的“倒梢”（即“筌”）。这些竹编器物绝大多数是用刮光的篾条制成，编织工艺精细多样，已经达到了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高度。
中国的书写工具有很长一个时期盛行竹笔，“上古无墨，竹挺点漆而书”（《宋稗类钞·古玩》）。战国时出现了毛笔，而湖州的制笔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末期的秦代，蒙恬造笔被尊为湖笔之祖。经蒙恬改进提升的竹管毛笔，即是用箬竹、苦竹为笔杆流行至今的毛笔。湖笔能成为中国文房四宝之首，与湖郡盛产笔管竹有着直接关系。至晋代“湖笔”已是当地一大文化产业。
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文同“以尚书司封员外郎充秘阁校理知湖州”。文同性喜满山翠竹，风姿摇曳，优美无比，画竹成癖，日夕挥洒，终成中国文化史上画竹圣手。其画竹风格经苏东坡传承和弘扬，不仅开创了“湖州竹派”，还留下了“胸有成竹”成语。“湖州放笔夺造化，此事世人那得知。跫然何处见生气？仿佛空庭月落时。”（柯九思《题文与可画竹》）“文湖州”之名流传千古。
湖州的文人书画家，从元莲花庄主赵孟頫到清末吴昌硕，都继承了咏竹画竹的文化传统。
清乾嘉以后，浙派文人竹刻兴起，湖州即是浙派竹人集中涌现的三个地区之一。仅褚礼堂（1871年—1942年）《竹人续录》所收就有六人。
韩潮，字蛟门，归安人。刻扇骨小行楷，可作数百字。刻前似不先写，乃用镌石章边款之法为之，亦不事修饰，一气呵成，自然活泼，无甜俗态。
朱宝骝，字又原，德清人。工书画，精刻竹，镌扇边多摹写金石款识。刻法仿韩蛟门一派。
蔡辛，字不群，别号薑白，归安人。工篆隶、刻印，善刻晶玉印，尤好刻竹，秘阁、扇骨皆自撰铭语，所作甚黟。
吴璠，字菊邻，湖州人。刻浙派，寓上海，善刻竹。
金绍堂（1880年—1965年），字仲廉，号东溪，出生于南浔承德堂金家。清末考中秀才，后留学英国，习机械工程。业余爱好刻竹，精细有法，刻诸家墨迹均极工妙，刻阳文山水花鸟可追踪吴鲁珍、周芷岩。
金绍坊（1890年—1979年），字季言，号西厓，出生于南浔承德堂旧家。初从长兄北楼学画，后从仲兄东溪学竹刻，不久即有出蓝之誉。所刻留青山水酷似张希黄。久客上海，终生潜心刻竹，是使留青竹刻文人化的杰出名家。1948年完成《刻竹小言》初稿，是一部传统竹刻研究集大成的重要著作。
此外，当代湖州竹人还有沈觉初（1915年—2008年），名觉，以字行，德清人。早年从石门吴待秋学画，兼习篆刻。后与唐云、来楚生游，从事刻印、刻竹、刻砚铭等。供职上海朵云轩收购处。刻竹以扇骨为主，多与海上书画名家合作，首创“单刀法”。
笔者学竹刻，受金西厓先生影响最大。又湖州出书画家尤多，在刻竹题材上，除摹刻西厓先生刻稿外，刻过白龙山人王震《无量寿佛》、吴昌硕隶书《汉书下酒，秦云炅河》、篆书《寿》字，费新我《弘一法师》像等。
九上天目采竹材
刻竹用材不同于竹匠、篾工所需，无法在竹材市场购得，须深入竹山，亲自搜求采伐，才能找到合用竹材。根据前辈经验，采竹多往天目山，“以其土沃而竹壮也。”
天目山位于浙江西北，东起湖州，西至浙皖交界，与黄山相望，绵延数百里。其余脉延伸至安徽绩溪、宁国、广德和江苏之宜兴、溧阳，面积广达1.2万多平方公里。天目山区如此之广，我该去何处选竹？最终我选定的是安吉大溪山。
选定去安吉采竹，原因有两：一、天目山主峰虽在临安境内，但紧邻临安的安吉竹山均属天目山北脉。又安吉是著名竹乡，是全国年产毛竹最多之县。二、大溪山中有熟友可帮忙。我有堂兄继荪是双林木器社制橹师傅，1970年时曾抽调去大溪山采伐橹料一年余，认识了许多山民朋友。也曾带我去山中游玩作客，遂亦成朋友。
第一次上山采竹是1979年，我找到安吉县山河公社大溪大队大荷山生产队朋友万嘉荣家。大荷山海拔千米，已是高山气候。当时竹山尚未分到户，全归集体所有。说明来意，嘉荣兄让其三子上山，按我要求选斫九寸毛竹一株，由万家按自用向生产队缴费。
第二次上山采竹是1983年11月，其时竹山已分包到户。事先写信告诉嘉荣兄，让他按我要求预选数株。我进山后一同上山验看，满意者再行斫伐。因是雕刻用材，竹皮不能有任何擦伤。只能去梢后肩扛至家，再锯断去节，劈成竹坯，以减轻携带重量。山民伐竹习惯，倒下去梢后都是沿山谷滑下，省力很多，但杆身都已擦伤，于雕刻无法再用。
入山采竹，学问很多。竹的生长地有山顶山脚、阳坡阴坡之分。采伐又须知时，入冬方可，取其精华内敛而虫蠹较少者。选竹又应讲究竹龄，过嫩质地未坚，疏松不堪用；过老文理粗糙，不耐精雕。故以三年之竹为佳。选竹要诀是：枝干挺直，周围停匀，净无斑点，表面平滑，文理细致，节稀而围大者。选定后齐根斫伐，斩去枝梢后肩扛至竹农家，节节锯断，倾泻每节中之竹液，不使略有存积，以免从内泛出黄斑。
竹坯携回家中，即先放入大锅煮沸一小时，见青筠转深，便知竹子表面脂汁已尽溶水中。然后捞出洗去竹上浮脂，从此可耐久藏，若有虫蠹亦死于沸汤了。后在山上嘉荣兄家见有煮笋干、山核桃的大锅，煮竹更方便，从1988年第四次采竹开始，竹坯烧煮都在山上一并完成。
自1979年至2001年，共上大溪山八次，相隔二、三年上山一次，每次采竹两或三株。早先交通不便，桐乡去安吉大溪要几经周转，舟车劳顿，颇不容易。当年入山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先乘轮船至湖州，再坐汽车至安吉递铺，递铺有车到大溪。但班次很少，为早点进山，可先到白水湾，白水湾到大溪车较多。大溪到大荷山只能步行，好在路已不远。另一条路是从杭州走，武林门汽车总站有开安吉北林场班车，可在白水湾下车中转去大溪。
后几次开车进山，就方便不少，携带竹材也多。
1994年11月，嘉兴电视台为拍摄竹刻专题片，与我联系，要随同进山拍摄采竹过程。派出由陈伟力、陆明、陆晓勤等五人的摄制组，开车同行。不用从湖州或杭州绕行，而是直接西行，走新市、武康，从莫干山下往西进入安吉。那年正建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其中一段路走的是在建隧道。拍完采竹又到桐乡、石门拍摄刻竹和生活镜头。剪辑成片长30分钟的《竹品》专题片，赶在当年12月31日晚在嘉兴电视台首播。后经加工修改送全省电视片评比，获纪录片一等奖。并安排于1996年2月4日晚在浙江电视台“走进人家”节目播出。
2007年12月，嘉兴电视台钱加林兄为拍摄非遗《竹刻》专题片，邀我再次入山采竹。由学生陈淇青联系。改往安吉报福镇统里村拍摄采竹。后又介绍浙江卫视国际频道来容园专访。最终剪成20分钟的《江南寻“竹迹”》外宣专题片，于2008年2月29日在国际频道播出。这也是我第九次入山采竹。
之后，因精力渐衰，采竹均由学生上山了。
《刻竹小言》是良师
1978年12月，笔者结束14年知青插队生活，上调回城，因下乡时曾学过民间木雕，被安排进桐乡手工艺品服务部。领导问我会刻竹否？答：从未刻过，但可寻找资料试学之。
1979年时，中国竹刻正低谷期，很难找到能教刻竹的老师。我有幸遇到了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拙翁杨为义先生，向他求教竹刻之道，承拙翁热心指导，带我去上海博物馆库房部观赏馆藏竹刻。两个多小时细赏了数十件藏品。也第一次见到了金西厓先生作品，其中印象最深是一件《荷花》臂搁，用陷地深刻法为之。后我曾背临过此件作品，至今仍保留着。
我问拙翁有何竹刻书籍可供阅读？他说竹刻书极少，所里有一本可阅读参考。于是他从所图书室借出转交我，因只此一本，要我按期归还。这是一本手工刻蜡纸油印的《刻竹小言》，蓝面线装古籍装法，虽是油印，但十分清晰。
《刻竹小言》是金西厓先生很重要的竹刻著作，初稿完成于1948年冬，后交外甥王世襄整理定稿。1976年3月誊清后，因无法出版，便自已手工油印了数十册分赠圈内同好。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得到一册，当然知道此书价值，视若珍品。
该书分简史、备材、工具、作法和述例五部分，是完整介绍中国传统竹刻的第一部竹刻专著。我初览此书不胜惊喜，因关于竹刻的材料选采，工具样式和技法介绍都十分详细而具体，完全可作竹刻教课书来学习。我看《刻竹小言》字数不多，仅3万余字，就用一周时间抄录了一本，这样原本归还后，我能继续阅读。
就此我有了一位教我学习刻竹的良师——《刻竹小言》。我细心阅读，反复阅读，按照书中的具体指导，我开始准备竹材，磨制刀具，并动手试刻。因我有学过木雕的基础，故竹刻入门也较顺利。
当时，我知道西厓先生就住在上海，但我不敢存当面求教的奢望。因西厓先生年事已高，而我仅初学，基本功尚未扎实，怎敢打扰老人。待学到一定程度，真有心得体会需要叩教时，才可去见老人。谁料当年8月4日西厓先生就归返道山，绝了我求教面聆之缘。然我已得老人之书，于心亦足也。
1980年4月，经金西厓的外甥王世襄增补、编辑的《竹刻艺术》一书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很快我得到了此书。虽然内容仍是《刻竹小言》，只增加了王世襄《试谈竹刻的恢复和发展》长篇调研报告，但书后附有很多竹刻图片和拓片，非常可贵，对照阅读《述例》时更易理解和体会，这是油印本无法相比的。
1989年初，我买到了国内印行的第一本竹木牙角雕刻图册——《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卷》，主编是朱家溍、王世襄两位前辈。在阅读王老所写《竹刻总论》时，我在文尾一条注释中读到了《竹刻艺术》一书已出增订本的信息。我非常兴奋，但经多方打听，去书店寻找，均无所获。不得已于1990年3月2日给 《竹刻艺术》一书“序”作者王子野先生寄去一信，询问增订本之事。未料3月14日收到了王世襄先生来信。
王世襄先生是我所崇敬的文博学家，当代最权威的竹刻研究者。因我自认刻竹功力尚浅，还不敢登门求教，却不料王老先给我来了信，岂不让我惊喜过望！自此我与王老开始了通讯联系，蒙王老热情勉励，不吝赐教。《竹刻》一书至1992年6月才得出版，王老迅即签名寄赐。1994年12月，王老应邀去香港作“古代竹刻主要流派与当代竹刻家”讲座，特嘱我提供三件作品带港作观摩用。又数次为我题辞，王老成了我竹刻研习最有力的指导者。
叩谒澄园蒙指点
学刻之初，各地文化老人健在者不少，他们是传统文化的追踪者和守望者。澄园老人谭建丞系湖州耆宿，诗、书、画、印皆精，便是我很早求教的前辈之一。
1981年6月下旬，我首次去湖州马军巷春晖堂叩谒澄翁。闻知我在学习刻竹，澄翁颇感欣慰，连忙找出其少年时在学校手工课上的竹刻习作，并不无感慨地讲述了当年刻竹经过，对我学刻则鼓励有加。临别，留下了我刚刻竟请柏年兄书写的“古月有新姿，太空无宿云”句臂搁，以为留念，并请指教。澄翁在两个月后来信中仍不忘鼓励。
初学竹刻，闻人言：“木刻要深，竹刻宜浅。”亦有人说：“浅了缺乏精神。”我转而求教澄翁，他回信说：“盖镌刻学贵在不俗，刻之深浅各随所好而已。”不少前辈谓我：“竹刻完成要做拓片。”但拓竹较麻烦，初期学拓，均不满意，遂生懈意。告之澄翁，即复信说：“稿非拓不可，亦非留不可。弟作画半生多未自存一稿，以至今日人家要为弟举办一次展览，出一本专册都无法进行。刻竹较涂抹尤难，书画尚可摄影，竹刻即要留影，亦非先拓一帧不可。”就此坚定了我学拓心愿，并养成了每完成一件作品必拓印留存之习惯。
安吉竹种园中有十几棵珍稀的龟背竹，后有一棵枯萎被斫伐。因其稀有，被园长送给了澄翁。澄翁说：“此竹应送给容园，他有用。”1987年6月，澄翁应邀到嘉兴宾馆作画会老友。聚会毕，宾馆派车送返菰城，澄翁即将龟背竹嘱带至嘉兴，并致信于我：“……此竹很少见，故奉赠于君。可惜中裂，不能做笔筒了，或制臂搁何如？倘可制的话，则请为弟制一枚。上面还请大手笔看地位镌刻少许，精不在多。兄台大方家，必能设计。……臂搁也不必长，就其形随其势乃自然，弟只望一枚已足。”不久，嘉兴宾馆托人将此竹送到了桐乡吾家。我用两节剖为臂搁，取“龟寿”意，刻了寿字图案。于当年11月寄奉澄翁，以祝长寿。
澄翁书法苍莽雄浑，笔致古茂，更因所书多嘉言隽句，我喜欢摹刻。曾刻过他“济世当为天下雨……”联句、“忍默、平直”和“寿而康”等于臂搁。
澄翁为鼓励我刻竹，还为我题辞两帧，一曰：“竹解虚心是吾师，”一曰：“简册流辉。”殷殷之情，铭记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