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逢衣

　　陈英士，孤山有他骑马像，一所大学以他命名

　　孤山后路有一座西式风格的中山纪念亭，是为了纪念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年）先生。中山先生最后一次到杭州是在1916年，那次他偕同夫人宋庆龄等在三潭印月的九曲桥上留影。中山先生不幸逝世以后，浙江省政府为纪念他，将包含清行宫遗址在内的孤山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

　　而在中山公园东边，离鲁迅坐像一百米不到的地方，有一尊立在大理石基座上的骑马将军铜像，只见他头戴军帽，手提缰绳，腰挎佩刀，双腿夹着马背，那正是被视为孙中山左膀右臂的“民国第一豪侠”（蔡元培语）、同盟会元老、辛亥革命元勋陈英士。此前笔者曾写过葬在孤山西麓的另一位革命家秋瑾女士，两人年龄相仿，堪称孤山的一对侠客。

　　陈英士（1878—1916年）原名陈其美，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出生于商人家庭。小时候他念过私塾，15岁父亲去世，家道中落，他在崇德县石门镇（今属嘉兴桐乡）的当铺做了12年学徒，后来去上海一家生丝贸易商行做会计助理。两年后，28岁的陈英士由任清军都统的弟弟陈蔼士资助留学日本，在东京警监学习法律、军事学等。

　　留学日本期间，陈英士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还与小九岁的蒋介石结为“拜把兄弟”，并把后者推荐给孙中山。1908年，陈英士被孙中山派遣回国，在浙沪京津各地联络革命党人。之后，他又创办《中国公报》等报纸，宣传革命。辛亥革命时，他担任沪军都督，推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913年，第二次革命爆发，陈英士被公举为上海讨袁总司令。

　　起初，袁世凯想以70万大洋收买陈英士，后来见他坚决不从，遂于1916年指使军阀张宗昌派刺客程国瑞到上海，假借签约援助讨袁经费，在法租界追随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寓所将其暗杀，山田两岁的女儿当场摔倒而导致终身残疾。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从南京赶回，抚尸痛哭。孙中山从日本一回国，也立即赶来，泪流不止，并当场手书“失我长城”。

　　第二年，孙中山率万人之众，在陈英士故乡湖州城南郊为其举行葬礼。其陵墓规模甚大，被湖州人称为“小中山陵”。蒋介石上台后，将陈英士大哥陈其业的两个儿子陈果夫、陈立夫加以重用，遂有了“蒋家天下陈家党”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说法。

　　抗战爆发后，华北和东南多地沦陷，不少高校西迁。为方便本省青年求学，1938年，浙江在丽水、松阳建立了浙江战时大学。翌年春天，为纪念陈英士，改名省立英士大学，这是继中山大学之后，又一所以人名命名的大学。1942年，国民政府又将其改为“国立英士大学”，成为民国36所国立大学之一。

　　据浙大老校长竺可桢先生的《日记》记载，英士大学办学经费一度超过浙江大学。英大也多次迁移，由云和、泰顺、永嘉到金华。新中国成立后，英士大学被撤销，部分师生去了复旦，更多的并入浙大，其中就有我小时候见过的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而在英大任教过的也有前文写到的西泠印社副社长、画家潘天寿，以及姜亮夫、王季午等名教授。

　　1929年，为纪念陈英士，杭州湖滨三公园建了他的骑马铜像，堪称高大伟岸，可惜后来被毁。2005年，在英士大学校友倡议之下，杭州市政府在孤山重建陈英士铜像，这正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尊骑马像。虽然远不如原先那么高大，但却是孤山乃至整个杭城难得一见的骑马像。

　　抱青别墅，西湖边最美的建筑

　　在秋水山庄东边，去往断桥的路上还有一幢青色和朱红色交织的欧式建筑——抱青别墅。这座洋房每层都有八根方型的立柱面向西湖，最近处离湖水约十米，外形和色泽都很引人瞩目，门窗是弧形的、立面凹凸，是典型的巴洛克建筑。侧面的墙壁上有一块牌匾，上书此楼为清末民初湖州南巡富商邢赓星（也有写邢庚星）所建。

　　邢赓星是何许人呢，是乃湖州南浔“八牛”之首也。晚清时期的南浔是浙江最富有的城镇之一，盛产富豪，有“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狗”的说法。湖州是丝绸之府，这些商人大多是靠丝绸产业起家的。有趣的是，南浔人用不同体型的动物来给富商们分级。财产1000万两白银以上称为“象”，500万至1000万两为“牛”，100万至500万两的称为“狗”。

　　不仅如此，“四象”还分别享有“刘家的银子”“张家的才子”“顾家的面子”“庞家的房子”的别称，其中张家出了近代著名政治家张静江，他与孙中山、蒋介石的关系非比寻常，还成功地操办了首届西湖博览会。

　　邢赓星生于1790年，死于1861年，而抱青别墅始建于1907年，那时邢赓星已去世40余年，因此不会是他建的。进一步查找，笔者发现这幢别墅是他的孙子刑鼎丞所建，为了纪念爷爷，遂以爷爷的别号“抱青”命名。仔细想想，邢赓星是第一代商人，必定是俭朴持家，也没有留过洋，不可能选择欧式风格，而到他孙子辈，算是富三代了，喜欢欧式风格是很自然的。

　　看来这爷俩互有情谊，可惜笔者没有找到他们的照片，倒是找到中间一代，书法很漂亮的邢庚星儿子邢墭的字帖。刑鼎丞当年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地产大亨，上海的豪宅他有的是，故而选择在西子湖畔购地建房。不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很少住在这里，故而别墅经常闲置着。

　　等到了1929年，首届西湖博览会要召开了，抱青别墅终于派上了大用场。博览会主办人张静江是南浔人，他开口的话，刑鼎丞作为老乡，自然乐意把空置的别墅出借，于是它成了博览会工业馆区的第四分馆，主要用来展示玩具、伞、扇子等小物件，想必当时热闹非凡。博览会结束后，北山街一带“身价飞涨”，慢慢地变成了一条知名的休闲观光街。

　　30年代，刑鼎丞把抱青别墅租给老同学（一说是设计师）于少甫，后者挂出“葛岭中西大饭店”的招牌。说到葛岭，它是宝石山的一部分，就像西边岳庙背靠的栖霞岭一样。葛岭饭店主打中西餐和洋酒，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游人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尤其是在节假日，入住率很高。

　　为了更好地经营，饭店扩大了规模。于少甫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盖了左右两幢三层楼房。不过从外观上看，那两幢建筑与抱青别墅很不搭配，可以说有些怪异。2004年终于被拆除，恢复了当年的原貌。

　　1949年初，抱青别墅再度为人关注，这回是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和名画家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入住此地。张道藩出生于贵州盘县的书香门第，其祖上多人考中进士。1921年，张道藩赴伦敦大学学美术，有一次在中国驻德国公使于巴黎举办的酒会上结识了蒋碧薇，早年她和宜兴同乡徐悲鸿私奔日本，轰动一时。那会儿两口子正在法国留学。

　　初次见面，张道藩就被蒋碧薇的淑女形象吸引住了，恰好那会儿蒋碧薇和徐悲鸿的关系时好时坏。张道藩借机关心蒋碧薇，在她孤单的时候陪伴她。可是，无论张多么殷勤，蒋碧薇只爱徐悲鸿。无奈之下，张道藩娶了一位法国女孩苏珊，并领养了一个女儿。

　　1930年，徐悲鸿任教中央大学艺术系时，与一位叫孙多慈的学生发生了恋情。抗战爆发后，徐悲鸿去桂林教书，蒋碧薇留在重庆照顾两个孩子。徐悲鸿为了取得孙多慈父母的谅解，竟然在报上发表声明与蒋碧薇脱离夫妻关系，蒋碧薇深受伤害。

　　张道藩又一次及时出现，他对蒋碧薇关怀备至，这次他没有被拒绝。然而，由于孙多慈家境显赫（祖父是晚清重臣，一手创办了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徐悲鸿最后仍未能与她走到一起。之后，他希望与蒋碧薇再续前缘，她不答应，两人最终在1945年离婚。那次张道潘和蒋碧薇在抱青别墅住了好几个月，这是他们第一次公开同居。

　　值得一提的是，当笔者父亲得知此事，他跟我说，终于找到母校山大与西湖的一丝联系，因为早在1930年，33岁的张道藩曾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青岛时期）首任教务长，为学校开办要到了重要的经费。不过半年以后，他便到浙江工作，来到了西子湖畔。张氏后来有文集、戏剧集、书画集等行世，还曾与徐悲鸿联办过画展。

　　与人分享的爱情也能与大众分享，就像林徽因、徐志摩和梁思成。而对现代人来说，爱情故事也未必要有完美的结局。可以说，从巴黎到杭州，张道藩和蒋碧薇谱写了民国最后一段罗曼史。值得一提的是，孙多慈最后嫁给了台州人许绍棣，后者曾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和省高级商业学校（浙江工商大学前身）校长。

　　晚年，张道藩回忆道，“葛岭下的那段岁月，是我一生最惬意的时光。”在张道藩去世之后，蒋碧薇也出版了回忆录，上、下部分别是：我与悲鸿、我与道藩。新中国成立后，抱青别墅曾被用作民居，现为杭州国画艺术展示中心。而对新人们来说，这里则是一处浪漫的婚纱照取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