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雪庭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变革正在对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因此，将党的自我革命建设充分放置数字文明时代背景，依托数字变革赋予的动力支撑，实现党自我革命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全方位打造“数字党性”，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数字党性”，就是将数字治理理论运用到党的思想建设，以勇于承认错误为逻辑起点，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基本方法，以维护党内团结为前置性条件，以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导向，依托数字思维变革、数字技术融合等多种范式，贯穿党员干部教育党性分析的全过程，从而全面提升党的执政水平，确保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富有时代性、创新型的党建工作理念。

　　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召开以来，实现了党的全面领导在“制度”“治理”“智慧”三个维度纵深推进，全面开创形成了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新格局，但这也对数字技术与党建领域充分融合提出更高要求。无论是“数字党建”模式，还是“数字党性”构建，都不是将数字技术提升与数字平台搭建简单相加到党性锤炼各环节，而是应该立足党性分析实际环节，打破固有平面思维僵局，将数字理念与党的自我革命各要素深度融合，实现干部教育党性分析的系统性重塑，从而全面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与时俱进。要实现新时代党自我革命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全方位打造“数字党性”，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体系化构建。

　　一是厘清数字思维。数字化改革应用到党建领域，打造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新格局不仅仅是单纯依靠开发几项数字技术，通过构建驾驶舱，实现数据互通即可，这只是党建领域数字化改革的初始模式。要实现全方位的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格局，就必须深入研究数字思维，结合不同数字技术共性与个性的结构特点，总结出数字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将数字思维全面应用到党性分各析领域，才能实现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一方面，通过对不同数字技术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数字技术都是以需求分析为前提条件的，都是基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产生的。开发数字技术不是为了数字而数字，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难题才实现的菜单式逐步开发，因此，数字思维要求我们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如若数字技术脱离实际需求，就会产生“数字异化”现象，会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结合数字技术的共性特点，打造“数字党性”，就应该活用数字思维，以需求为前提，这也是新时代坚持党的自我革命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不同数字技术有不同特点，如大数据可以提高数据分析的效率，而区块链具备分布式账本、时间戳等特性，在数据溯源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这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正是党性锤炼中最需要的矛盾分析法。因此，打造“数字党性”，就需要将矛盾分析法贯穿干部党性分析的全过程。

　　二是搭建数字平台。党内团结是实现无产阶级意志的必要条件，也是新时代党自我革命的前置性条件。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敌我斗争的劣势，以弱博强是斗争常态，因而党内团结意义特别重大。数字技术能够很好打破时空限制，因此，我们可以依托不同数字平台的搭建，维护党内团结，提升征求意见的效率。同时我们也可利用数字平台高效这一特性，开展面对面直播、线上党性分析等多种新型模式，依托互联网技术，做到党员干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透明化，让更多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参与进来，加强党内外监督，这将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沟通效率，从而加速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数字化进程。

　　三是融合数字技术。受限于人性弱点，部分党员干部在参与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时，一定程度上会碍于情面，批评内容无关痛痒，自我批评不够深入，这些都是党的自我革命道路上亟需解决的难点，而数字技术可以恰巧可以很好加强监督，规避人性弱点，避免这些现象产生。一方面，在自我批评环节，我们可以进行数字模型建构，结合批评对象平日的语言特征和行事风格，以及其他党员同志的等多维评价，可以由数字模型处理自动输出批评对象的优缺点，这样能够提高党性分析的精准性，这也是当前数字技术水平可以达到的，而且在党性分析环节，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导入，对批评主客体的在传递话语时的心理活动和情绪反应进行数字监测，从而可以很好地判断总结出批评与自我批评内容，也会提高党性分析的客观性。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结合数字技术的不同特点，将党性分析过程作为数字模拟对象，对党性分析内容进行数字处理，很大程度提高批评与自我批评效率，更好地坚守问题而非责任的革命导向，做到全过程的数字党性分析。

　　（作者单位系德清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