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
江南清雅，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倾倒，核心原因之一在于江南地区历代的文化积淀，其中最直观而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书籍的生产与传播。历史上“贾而好儒”的湖州富户望族中出了诸多的藏书家。据不完全统计，宋代有沈思、叶梦得、陈振孙、倪思等13人；元代有杜道坚、赵孟頫等5人；明代有吴琉、茅坤、臧懋循、唐尧巨等12人；清代更有许宗彦、杨凤苞、吴云、陆心源等55人之多。
湖笔
湖笔是湖州毛笔的简称，又名湖颖，与徽墨、宣纸、端砚并称“文房四宝”，名扬海内外，可谓“湖”字头的第一名片。据明嘉靖《吴兴掌故》，“湖州出笔，工遍海内，制笔皆湖人，其地名善琏村”。湖笔制作在湖州已有2000多年历史，传说因秦国大将蒙恬首创“纳颖于管”而成，故蒙恬被奉为笔祖而建祠受祀。自晋朝之后，湖州笔工辈出，至元代遂成“湖笔”之名，其制作技艺代代相承，至今不绝。据明成化《湖州府志》，元时冯应科、陆文宝善制笔，时人将赵孟頫字、钱舜举画、冯应科笔合称吴兴“三绝”。湖笔选料精细，一般以山羊毛、野兔毛、狼毫、黄鼬尾毛为料；制作更为精湛，形成了选料、盆洗、装套、结头、择笔等120多道工艺，制作出的湖笔具有尖（笔锋尖利）、齐（修削整齐）、圆（丰硕圆润）、健（劲健有力）四大特色，被称为湖笔“四德”，故有“湖颖之技甲天下”之美誉。
在现代产业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湖笔作为传统产业，仍然顽强生长，不绝而秀，当代尤以善琏湖笔厂之“双羊”牌、王一品笔庄之“天官”牌等最为有名，成为书画家之爱和馈赠之雅品。新世纪以来，湖州市政府已经举办十一届“湖笔文化节”，以“笔”为媒，以“节”为体，推动湖州经济文化发展。2006年5月20日，湖笔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湖州还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授予“中国毛笔之都”称号。
湖镜
湖镜又名湖州铜镜，为宋至明清时期镜背标有湖州铸镜名号的铜镜。发展至宋代湖州成为铸造铜镜中心之一，因湖州水质清洌，适于磨镜，加上铸镜工艺日益精湛，所产铜镜品质精良，遂世称湖镜。铸镜店多集中在今仪凤桥一带，其中尤以石家镜最为著名，镜背铸字，如“湖州仪凤桥真正一色铜照子”“湖州石十五真炼铜照子”等，犹今之商品标识。外形多样，有圆形、菱形、八棱形、葵花形、海棠形等，品种有带柄镜、高镜台等。湖州宋镜是中国铜镜铸造工艺由繁华典雅走向简单实用的代表者，是铜镜走向实用化、商业化的转折点，开始大量飞入寻常百姓家，从一个侧面真切地反映了宋代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铜镜是古代湖州造产品中，行销覆盖范围最广、考古发掘出土量最大、传世流通量最多的标志性器物。
湖州镜的产量很高，销路甚广。远在四川、广东、内蒙、吉林、黑龙江等地，也都发现有湖州镜。周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也经常出土湖州镜。明成化《湖州府志》云：“郡中工人铸镜最得法，世称湖州镜。”湖州的能工巧匠们在继承两宋时期铸造工艺和传统的基础上，对铜镜纹饰进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时尚，使湖州再一次成为全国铸镜中心，并持续影响至清代晚期。
薛家是湖州铸镜世家，明湖州推官谢肇淛编写的《西吴枝乘》云：“镜亦以吴兴为良，范金固不殊，其水清冽，能发光也，最知名者薛氏。”清代乌程诗人汪尚仁的《四勿斋吟集》中有一首《吴兴竹枝词》是吟诵薛家镜的：“薛家镜子铸来精，仪凤桥头旧有名，石十三郎应自照，照侬半面不分明。”说明到清代薛家镜取代石家镜成为湖州铜镜中的翘楚。从宋代的石家到清代的薛家，仪凤桥畔造铜镜已历千年，但随玻璃镜兴起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已成为各方收藏家青睐之物。
湖版与书船
江南清雅，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倾倒，核心原因之一在于江南地区历代的文化积淀，其中最直观而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书籍的生产与传播。历史上“贾而好儒”的湖州富户望族中出了诸多的藏书家。据不完全统计，宋代有沈思、叶梦得、陈振孙、倪思等13人；元代有杜道坚、赵孟頫等5人；明代有吴琉、茅坤、臧懋循、唐尧巨等12人；清代更有许宗彦、杨凤苞、吴云、陆心源等55人之多。他们不仅在江南藏书、刻书，而且广搜博藏，刊刻珍本、善本，直接推动了江南地区藏书、刻书事业的繁荣。
湖州的雕版印刷在中国印刷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北宋末《思溪圆觉藏》的印制就充分说明了湖州刻书的悠久历史和雄厚基础。南宋、元、明雕版印刷也是长盛不衰，尤其是明嘉靖以后，由于书船业的推动，湖州的雕版印刷进入了极盛时期，而且这一时期的雕版印刷具有很明显的商业竞争性质。作为湖州刻、贩书业的中心—晟舍、织里一带，本来“向以读书为恒产”，即使穷困的寒士，也“每以馆谷终其身，故夜半书声不绝”。明清两代，湖州雕版印书业日益兴盛，成为全国印刷出版的三大中心地区之一，特别是明末晟舍凌、闵两大家庭首创套色印刷，并从双色发展到五色，从而占据中国当时印刷业的顶端。其中闵齐伋一生共刊刻35种套色本，成为套印本的最大出版家。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云：“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藏书家谢肇淛也赞道：“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谢氏的这句评价很高，认为当时吴兴刻的书能够达到宋版书的水平。
湖州书船，又名织里书船，被誉为“流动的书肆”，在铁路尚未兴起的古代中国，环太湖流域密布的水网成了运输行业得天独厚的优势。织里书船就是专门卖书之船，随晟舍雕版印书业发展而兴起。
书船始于明初，嘉靖至万历年间步入鼎盛阶段，至清朝、民国仍盛行，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在湖州“兴旺发达”约4个世纪。书船经营范围，大致相当于今之长三角地区。书船载书，浮家泛宅，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出入于士大夫之门。所到之处，常得主人礼遇，客之末座，号称书客、书友。他们袖笼书籍，按顾客需求和书的质量讨价还价，售书图利。据清朝同治《湖州府志》载：“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谈港诸村落。”乾隆谕旨里特别提到湖州书船：“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路工《访书见闻录》中说：“湖州一带贩书商人，一船一船满载古籍送到七里桥毛晋的家门口。” 清戴璐《吴兴诗话》等笔记小说提到，明嘉靖、万历后，随着书船业的兴旺，除书船能直接抵达的城镇外，远至金陵、北京都出现了湖州人开设的书铺。他们结成销售网络，参与当地书籍出版、销售的竞争，极大地促进了湖州地区编纂刻书业的繁荣。“湖州贩书客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活跃，使得他们成为了一些明清小说中的典型形象。
书船一般置船棚，棚下两侧置书架，陈设书籍。中间设书桌和木椅，供选书者翻阅时用。书商向刻书家趸购书籍，装货出运，一路沿埠相售，任人上船购买。还随时出入官宦、生员、举子之家，出示预备书目传单推销，灵通需求。在卖书之余，还想方设法收购秘卷轶本，转售于雕刻家刊印。不仅双方得利，而且推动了刻书和贩书业的发展，也为藏书家藏书起中介、流通作用。陆心源同治《湖州府志》序谓：“太湖有书船，夙善聚书。兵后（太平天国运动后）我得于书船者，尚不下数万卷。”时居苏州的德清学者俞樾曾作诗说：“湖贾书客各乘舟，一棹烟波贩图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