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思苇

　　释高闲，晚唐僧人，书法家，吴兴乌程人，主要活动于唐武宗、宣宗时期，晚于张旭、怀素。有关高闲的生平事迹，最详实的记载见诸北宋初年赞宁的《大宋高僧传》。赞宁俗姓高，吴兴德清人。

　　《大宋高僧传》卷三十之《唐天台山禅林寺广修传（高闲）》条云：“又湖州开元寺释高闲，本乌程人也。髫年卓跞范露异才，受法已还有邻坚志，苦学劳形未尝少惰。后入长安于荐福西明等寺隶习经律，克精讲贯。宣宗重兴佛法，召入对御前草圣遂赐紫衣，仍预临洗忏戒坛，号十望大德。性情节操矗然难屈，老思归乡，终于本寺。弟子鉴宗敕署无上大师，亦得闲之笔法。闲常好将霅川白纻书真草之踪。与人为学法焉。”

　　高闲是个懂佛法、有才情、擅书艺的高僧。宋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谓高闲书“神采超逸，自为一家，盖得韩退之序，故其名益重。”《送高闲上人序》是韩愈与高闲离别时创作的一篇序，“往时张旭善草书……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说其书有张旭之心。韩愈以儒家积极入世的观点对张旭草书给予了充分肯定；“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然吾闻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而高闲于心既“泊”，于世必“淡”，故书“无象”，难臻高妙，隐隐透露出韩愈的排佛情结。但高闲书法能被韩愈评论，且与草圣张旭并论，仅此一序，就确定了高闲草书与张旭、怀素并论的地位。

　　诗人张祜有《高闲上人》诗，赞曰：“卷轴朝廷饯，书函内库收。陶欣入社叟，生性论经俦。日色屏初揭，风声笔未休。长波浮海岸，大点出嵩邱。不绝羲之法，难穷智永流。殷勤一笺在，留着看银钩。”给我们梳理了一下高闲书法渊源，起之王羲之，穷究智永，知法于张旭。宋董逌《广川书跋》云：“闲之书不多存于世，其学出张颠，在唐得名甚显。韩退之尝谓张旭喜怒忧悲，必于书发之，故能变化若鬼神。见闲书者，知随步置履于旭之境矣。彼按迹无差者，岂复循已弃之辙迹而求致之哉？正善学旭者也。”说高闲书法学习张旭，已步入张旭之境地，但高闲追求书法之最佳而不是拘泥于张旭之迹。宋陈思《书小史》云：“高闲善草书，师怀素，深穷体势。”宋代书法大师黄庭坚也曾学习过高闲，他在《鲁直自评书学》中称：“余学草书三十年，初以为周越为师，故三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

　　高闲的传世书法作品极少，只有现珍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草书《千字文》残卷。此帖为《千字文》的后面部分，纵30.8厘米，横331.1厘米，仅存52行，从“莽”字开始至结束，共存243字。残卷传至元代，前缺部分曾由著名书法家鲜于枢补齐，可惜鲜补书部分后又散佚。

　　鲜于枢论草书云：“张长史（张旭）、怀素、高闲皆名，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草书《千字文》帖用硬毫书写，笔势坚重，劲挺纵放，挥洒自如，多力丰筋，给人以纵横开合、气象万千之感。就是从《千字文》二百多字残卷里，我们不难看出他笔力雄健、气势豪迈、气韵生动、变化多端的特点。

　　高闲《千文残卷》，在章法上，其疏密虚实得当，协调统一。布局纵略分明，横则不限，浑然一体。既严整又自由，纵横开合，左呼右应。特别是字与字之间的行气贯通，同时又兼顾到左右之间和整幅字的聚散及墨韵的相异，于变化中求统一，从对比中求和谐，从流动中求稳重，呈现出干湿浓淡，轻重黑白，随意曲直，变化多姿而不落俗套。

　　高闲的草书属于今草。今草是相对于古草（章草）而言，今草的书写比章草更为流美、便捷。高闲的草书，结体偏扁方或偏狭长，在章草与楷书的基础上形成字形的变化对比。尽管笔法变化丰富，但某些点画仍保留了章草与楷书的笔意。每个字的间架稳健，笔力遒劲，尤其是楷书的影子较明晰，其书面貌尽管与“二王”的今草大相径庭，但的确又是千变万化、个性独特的今草。“擅以白绫作真草”的高闲，从他《千文残卷》草书那既飘逸、又稳重的内蕴中，可以看出其真正做到了真草皆美。

　　在书法艺术的文房四宝中，笔摆在首位，用笔而产生笔象，求笔象而有笔法。高闲草书，在工具上也有了变革，一反张旭、怀素使用长锋的传统。高闲善真书，因而将自己用的娴熟的短锋用于草书创作，这样，从工具上就与他的前辈拉开了距离，书写出的效果当然别样。

　　高闲书法，注重势，“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其转笔左右回顾，无使节目孤露，点画藏锋入迹，圆笔属纸，中锋行走，势尽，力收之。高闲草书洒脱畅快，轻松自如，这是功力深厚的自然流露。其书洒脱而有法度，畅快而不浮滑，轻松却见严谨，自如中显其个性。高闲这稳重若泰山、飘逸似神仙之意蕴，应是书法艺术中的崇高境界，因此在中国草书史上能与“张颠狂素”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