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

　　赵红娟教授《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研究》一书，主要通过对湖州四大望族书籍编选、评点、序跋、刊刻及销售活动的系统研究，从四大望族经济实力、科举仕宦、文化素养、人脉资源、编刊特征、编刊家个案、著名选本与刊本的传播等方面，来揭示晚明江南望族图书编撰、刊刻和传播的特点、规律和文化意义。作者一方面尽量展示晚明湖州四大家族编刊活动的共同点，另一方面更是在为我们寻找晚明时期湖州出版业共性当中的特性，然后进行比较、重组和呈现，这对当前传承中华文化、推动书香社会建设，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笔者出生在晚明望族茅坤家乡湖州练市镇的花林村，但对茅坤及茅坤家族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后来在读书的时候，从杭大中文系朱宏达教授那里得知，我的老家花林原来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十分有名的唐宋派代表之一茅坤的故乡，从此便开始了对茅坤及其家族的关注。我大学毕业论文就写了《集文章武略农桑于一身的茅坤》，后来又在浙江大学张梦新教授指导下，完成了《茅坤传》的写作，所以现在捧读赵红娟教授的大作，有一种非常熟悉的亲切感和一种如获至宝的兴奋感。

　　纵观文化历史长河，中国出版业在晚明时期，无论是出版内容，还是印刷技术，都达到了顶峰，而晚明出版业最繁荣的地区就是在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江南。当时江南一带，涌现了南京、杭州、苏州、常熟、湖州等著名出版中心，每个出版中心仿佛是一座出版大厦，而入驻这些出版大厦的有许多世家望族。就世家望族参与著述、编刊活动情况来看，同处湖州一地的闵、凌、茅、臧四大望族堪称典范。在晚明出版这个大舞台中，有名有姓有记载的四大望族参与者就有79人之多，所编刊书籍达300余种，现存馆藏书籍约3000部。其编刊活动既注重精品意识和视觉效果，更强调经济效益，商业特征已经十分明显。

　　赵红娟教授通过对湖州四大望族图书编撰、刊刻和传播活动的展现，使读者可以了解明代中国出版业从家刻到坊刻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到晚明社会经济文化的生动缩影，也可以感受到晚明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爆发出来的文化创造力。这些望族编刊家中，最著名的是以《春秋左传》首开湖州套色印刷先河，并编撰刊刻有30余种书籍的闵齐伋；编撰《两拍》且一生刊刻有25种书籍的凌濛初；编刊《元曲选》等10余种著作的臧懋循；因编选评点《唐宋八大家文抄》而“海内无不知”的茅坤；编刊《东坡先生全集》等14种著作的茅维；编刊军事百科全书《武备志》的茅元仪等。

　　在对该书的研读过程中，我发现赵著与其他同类著作的不同之处，就是关注到了晚明湖州四大望族编刊活动的不同之处。

　　茅坤、茅维、茅元仪为代表的茅氏家族的著述、编刊活动是在京杭大运河的两岸，是中国桑蚕文化的发源地、湖羊饲养的原产地。闵齐伋、凌濛初的著述、编刊活动是在太湖南岸的织里，现在隶属于吴兴区，为中国童装之都。臧懋循的著述、编刊活动是在天目山余脉顾渚山，现在隶属于长兴县，是茶圣陆羽撰写《茶经》的地方，是中国茶文化的发源地。这是地域文化的不同，造成了编刊活动的不同。

　　闵、凌二氏的财富累积过程，得力于纺织业。由于晟舍所产绵绸门幅宽，又有长度，所以畅销湖州各地。闵、凌二氏从这种纺织活动中获利，编刊活动的经济基础十分雄厚。臧氏世居湖州长兴水口，其顾渚山是唐代中期著名贡茶——紫笋茶的产地，晚明长兴顾渚山贡茶之役仍有，尤以该山明月峡所出岕茶名声最响。但由于商业经营较缺乏而又生齿浩衍，相比其他三大望族，经济实力较弱，因此刊行大部头著作时，会以前后集等形式分次刊刻。茅坤生活在大运河畔的练市，茅氏家族发挥大运河灌溉区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通过蚕桑业积累了大量资金，而这些资金又被投入店铺业、丝织业、刻书业，甚至高利贷等商业活动中，以获取更大收益。四大望族中属茅氏最富，故有百回巨著《祈禹传》从创作到出版一夕而就的传说。这是经济基础的不同，造成了刊刻规模的不同。

　　闵梦得与凌义渠因官居高位而又雅好书籍，从而推动家族刻书事业。凌迪知、茅坤、臧懋循因壮年罢官归田而从事编刊活动，并成为家族编刊事业的主心骨与主力军。凌迪在常州同知任上被罢官归家时，年仅38岁，从此优游林下，著述编刊。臧懋循36岁从南京国子监博士任上谪归，从此不再出仕，而以编刊活动谋生。茅坤44岁在大名兵备副使任上落职家居，基本上在家从事辑评、编刊活动，评选了《唐宋八大家文抄》《汉书抄》《史记抄》等众多书籍。凌濛初与闵齐伋则是因科举失意而投身于编刊活动事业的典型。凌濛初曾四中或五中副车，蹭蹬科场，内心愤懑不平，编撰《拍案惊奇》，聊抒胸中块磊。闵齐伋曾入太学读书，然进取无成，遂耽于著述刻书，成为湖州套版刻书第一人。这是官场仕途的不同，造成了刊刻目的的不同。

　　闵齐伋刻书内容广泛，经史子集兼具，所刊书籍多为市场畅销书的翻刻本，自己首刊的很少。凌濛初刻书以集部文学类为主，这与其文学家身份一致。其刻书多有凡例，而少有刊刻时间，这与闵齐伋刻书绝少凡例而多具刊刻时间正好相反。凌濛初刻书虽然多朱墨本，但无两色以上刊本，而闵齐伋所刊之书三色套印本多达9种，其《西厢记》五色插图更是享誉中外。臧懋循是藏书家和戏剧理论家，重视戏剧作品收藏，其《元曲选》《荆钗记》等的编刊活动与此相关。茅氏刻书内容最广，而且质量高，影响大。就印刷颜色来说，则以墨本为主，但因受闵、凌套印影响，在天启崇祯间，茅坤家族也产生了一个刊刻套色书籍的团队，刊有套印本8部21种。这是刊刻方法的不同，造成了刊刻特点的不同。

　　凌濛初的编刊影响主要是编撰《两拍》而成为了畅销书。凌濛初在编写好《两拍》之后，并没有亲自刊刻，而是将书稿交给了苏州尚友堂来出版，由于确有“拍案惊奇”效果，故崇祯元年（1628年）一问世，就翼飞胫走，成了海内畅销书。闵齐伋的编刊影响是套色印刷，他在前人套色印刷图画的基础上，首创了套色印刷文字，他以朱墨两色刊刻由孙月峰评点的《春秋左传》，从而成为套印文字书籍的第一人。茅坤的编刊贡献主要是编选评点《唐宋八大家文抄》。作为唐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抄》，就是在主张他的文学观念。该书在当时就盛行海内，明清两代一共刊刻了15次，引发了唐宋散文的评点与选编热潮。臧懋循的编刊贡献主要是编刻了《元曲选》，他让《元曲选》几乎成为元曲的唯一选本兼全集本而为读者所接受。这是刊刻影响的不同，造成了文化传播的不同。

　　赵红娟教授对四大望族编刊活动研究的最大突破，是没有把研究局限于文学编刊这个小范畴内进行，而是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了四大望族的整个编刊活动，这也就能更好地揭示四大望族编刊的特点与规律。明清江南家族图书编刊活动研究，是涉及家族文化、文学传播、书籍出版，是跨越文学、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社会学、出版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一个综合研究，很考验作者功力，是对作者“文化视野、文献功力、文学重心”的综合考验。

　　曾经在湖州师范学院教书多年的赵红娟教授，虽然离开了湖州到杭州工作，但她的研究方向还多为湖州的人文历史。她除了研究晚明江南望族的文学编刊与传播之外，还进行了“《臧懋循集》点校”“姚觐元日记整理”“拍案惊奇——凌濛初传”“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失落的苍穹——董说及明清之际遗民文化心态研究”等与湖州相关的文化课题，并已出版《凌濛初考论》《拍案惊奇——凌濛初传》《明遗民董说研究》《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等多部反映湖州历史文化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