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俞黎新  通讯员  蒋兰芬

　　临近正午，“中国童装之都”织里才“醒”了过来——沿街2000余家童装店铺次第开张，上千个直播间同步开启“云卖货”模式。

　　与产业脉搏“同频共振”的，是织里镇社会治理中心织南分中心此起彼伏的声音——“我们找的那家加工厂衣服做错了，还不肯赔偿，帮助评评理。”“警官，楼下店铺高音喇叭打扰到我们休息，实在太吵啦！”……

　　这个日均处置30余起矛盾纠纷的基层治理枢纽，正以“机制创新+数字赋能”双轮驱动，编织社会治理现代化新网络。

　　民警个个是“老娘舅”

　　“2016年刚来所里时，没想到会1个人当3个人用，警力与治理需求严重失衡。”织南派出所副所长吴海龙说，当时童装产业爆发式增长，海量的人口、众多的企业、繁复的市场交易，导致各类矛盾纠纷频发。每天，所里接到的警情中，矛盾纠纷占据了一半警情。

　　“我们所里的民警，都练成了‘老娘舅’！”吴海龙笑着打趣。正是因为治理资源和治理任务之间的矛盾突出，民警才不得不在处理警情的过程中，练出了一身调解本事。

　　吴海龙说，比如发生劳资纠纷，大家往往会报警处理，再由公安部门移送到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调解不了的还要上交劳动仲裁部门进行仲裁。这一处理过程十分繁琐，效率也很低。

　　为了解决矛盾纠纷越积越多这一“老大难”问题，2018年，织南派出所设立了调解中心，构建公安、司法、人社等部门联席机制，共同调解矛盾。“当时，都是义务来帮忙，没有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吴海龙回忆。

　　2022年，织里镇社会治理中心正式成立，同年其分中心在织南派出所挂牌运行，这标志着织南辖区基层治理协同共治新模式的全面启动。这一创新机制整合多元主体参与，实现了资源高效配置与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实践范例。

　　“1+5+N”联动调处

　　“市场发生一起劳资纠纷，需要去现场处理。”采访时，分中心接到一起矛盾纠纷，立即指派民生服务队赶赴现场。

　　不到5分钟，一辆车身印着“民生服务热线3212345”的民生综合服务车到达现场。当事人王先生情绪激动，几度喊破嗓子。原来，王先生是某童装加工企业员工，入职3年被辞退后，因工资和补偿问题，和企业负责人发生矛盾纠纷，王先生多次上门讨要未果，双方僵持不下。

　　眼见矛盾无法现场处理，民生服务队队员将信息推送回分中心提级处置。“大家消消气，我们回去坐下来慢慢聊。”

　　此时，民生服务队现场处置的情况，早已实时传回分中心。在吴兴区基层智治综合应用系统里，这起案件正沿着预设流程流转：现场处置未果——专业调解。当民生服务队带着王先生回到分中心时，分中心已经统筹协调好一名律师和一名平安大姐，开展联合调解。

　　吴海龙介绍，分中心实行“1+5+N”调处机制。1指的是分中心这个载体，即在党政统领下，公安牵头，人力社保、行政执法、综治信访等部门参与，民生服务队24小时靠前处置；5指的是警律联调、平安大姐、童装商会、行业协会、爱心妈妈5支专业团队实体入驻；N指的是平安公益联盟等N支社会力量按需进驻，协助参与社会治理工作。

　　矛盾纠纷闭环管理

　　“为了妥善调解矛盾纠纷，我们构建起前端、中端、后端处置流程。”织南派出所副所长梅文杰说，前端就是24小时运行的民生服务队，现场处理矛盾纠纷；一旦处置不了，就推送回中端的分中心，由专业团队接手，实现矛盾纠纷调处的再优化；后端则是将未完成处理闭环的矛盾纠纷，融入镇“综合网格”改革体系和跟踪管理稳控体系，实现跟踪闭环管理。

　　“每个案件都有数字档案。”梅文杰调出一起3天前的租赁纠纷处置记录，系统清晰显示调解过程、法律依据及后续跟踪情况。

　　“房东今年2月报过警，说租客房租到期不肯搬，我们到现场后，租客表示自己刚装修完店铺，房东就不肯续租，要求赔偿损失，双方僵持不下。”梅文杰说，在这起纠纷中，民警、社区干部、律师、平安大姐等多方力量都介入了，调解了三四次，双方终于达成一致，租客在一周内搬走。“对于这起矛盾纠纷，我们会纳入持续关注范围。一周后会和社区再次回访，确保租客搬走，实时掌握情况。”

　　梅文杰介绍，在吴兴区基层智治综合应用系统里，所有未闭环事项自动从轻到重分为绿色、黄色、红色预警，确保矛盾不升级、不反弹。

　　据了解，织里镇社会治理中心织南分中心成立以来，非警务事项当日受理率保持100%，2023年至今已累计化解1.17万余起，现场化解率逐步上升至67.36%，矛盾化解率达95.2%，反流率降低至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