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怡斌

　　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是我国政治运行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保障，从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特点出发，其助力科学民主决策的逻辑建构大致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主题的确当性：

　　公共议题的科学选择

　　一方面，人民政协应当根据其“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属性及其三大职能，将“政治协商”作为首要任务，聚焦那些属于“政治”的事务，即关系到国家发展大政方针、重要人事以及重大问题。在这一层面，每年全国各级政协全会对政府工作报告、“两院”报告、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的协商正属于“政治”范畴。另一方面，协商决策的议题必须同时具备公共性、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必须涉及公共财政资金投入这3个条件，而符合这些条件的基本为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医院学校等民生公共项目决策。

　　2015年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政协协商的内容包括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还是人民群众的民生实事，只要是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都应当进入政府公共政策议程，并且在有公众参与的情况下进行有序协商。而协商于决策之前，推动协商主体的多元参与和协商程序的科学规范，其最重要的就是对相关协商议题的精准把握，以此保证公民参与的主观意愿以及协商成果的有效性。

　　主体的多元性：

　　不同协商主体广泛参与

　　1994年修订的政协章程把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纳入政协协商主体范围，标志着人民政协协商主体范围的基本完成。当下，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协商议题逐渐广泛，人民政协吸纳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界别委员和专家学者等成为协商主体，并且根据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不断吸纳新阶层、新事物、新力量等成为新的协商主体，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原则。

　　与此同时，基层实践的创新也推动了基层协商民主不断发展，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深圳盐田的“社区议事会”。基层群众的广泛参与不仅保证了主体的多元性，更是保证决策为民的必然要求。总的来说，协商活动追求协商主体的全覆盖性（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共同参与），可以有效保证协商的有效性和成果的科学性，也使经由协商而做出的决策在今后能更好地得到执行和实施。

　　过程的民主性：

　　公共理性基础上的平等对话

　　在协商民主实践中，任何一个有沟通能力的利益相关主体都不应该被排除在外，而是应当在对议题有充分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同其他主体进行交流互动。基于此，对于过程的民主性大致可以理解为两方面内容：一是协商主体在身份上的平等，关于某一协商主题的协商主体间，不存在人身隶属关系；同时，不因主体间在身份、地位、性别、年龄、职责等因素上的差异影响其发言。二是协商主体在讨论发言上的平等，每一位协商主体都应具有相同的机会就某个问题进行发言；且每一次民主协商的过程，都应当是基于公共理性的交流、辩论和反思的过程。此外，只有有效构建公民与行政主体平等的对话机制，才能更加科学合理地确保协商过程的民主性，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其在搭建协商平台、促进理性对话、实现协商过程的民主上具有深刻的阐释和论证。

　　结果的求同性：

　　各协商主体达成共识

　　为推动人民政协的协商成果向党和政府决策转化，协商所形成的共识必须具备求同性。事实上，协商决策本质上应当以公共利益为导向，通过协商对话来实现共识，明确各方责任，继而作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公共决策。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能够体现共同体意志的共同意志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在公民占有充分信息的基础上经过相互之间的有效沟通方能实现。杰克·奈特等学者认为，每一项决策被认为合法的源泉并不是个体的先定意志，而是意志的形成过程。换而言之，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在于所有人参与到协商中，通过理性的陈述和思辨，以此形成多数人普遍接受的结果。可见，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得以推行的决策必然是在众人讨论和妥协基础上达成的共识。

　　当前，在各级政协组织的各类协商活动中，其协商议题一般是公众和政府所普遍共同关注的，在这之中，各协商主体会用公共理性作为出发点来思考，并以公共理由为依据来为自己的主张发声，进而达成更具合理性、更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共识，人民政协在这之中也有效诠释了“献策不决策、议政不行政、立论不立法、监督不监管、宽松不放松”的价值追求。这样的协商逻辑建构，不仅有利于将各方的利益和意志汇聚起来，并反映到最终的决策之中，推动决策在执行过程中更为顺畅，更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质与核心。

　　（作者单位系湖州市政协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