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慎志浩

　　种花和种菜不一样。种菜主要是谋生饱口福，种花则是纯粹的审美，满足精神的需求。当一个人超越了日常的谋生，专心致志于精神的审美，那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人啊。塔莎奶奶就是这么一位幸福的人，就在这一份美好当中，她把种花养花做到了极致。

　　从塔莎奶奶想到了我的奶奶，张秀英，圆脸，挽个发髻，慈眉善目的我的奶奶。我奶奶比塔莎长三岁，1912年生于扬州郊外的农村。19岁那年，因丈夫另娶一小妾，一气之下，背起半片猪肉，闯了上海。后在上海妇保院洗衣服谋生。到1947年，把我16岁的母亲也接到上海，给富人家当保姆。1949年，上海解放，富人家逃走了，我母亲也失了业，经人介绍嫁给了在德清的父亲，先在德清制种场打工，后随父亲下放到下舍。1962年我奶奶退休后也来到了下舍。那年，我出生。

　　1971年，56岁的塔莎奶奶移居佛蒙特深山，建造18世纪风格的农庄，开始了独居的山野田园生活，这是由审美带来的精神的愉悦所引导的生活。而我奶奶此时正在水深火热般的为谋生劳顿艰辛之中。那年，我奶奶59岁，我9岁，已经有了记忆。按理说，我父亲在供销社工作，我母亲打临工，我奶奶有退休工资，我们一家人温饱应该没有问题。在那个年代，为增加些营养，我奶奶饲养了一群鸡鸭，住房逼仄，厨房吃饭、关鸡关鸭同一屋，墙壁打了两个洞，鸡窝鸭窝就做在隔壁过道间，为此还惹了好多矛盾。我们每天吃晚饭，同时也是喂鸡鸭的时间。

　　自打我有记事开始，我家就有几只大篮子，那是我奶奶下田间拾稻穗麦穗用的。为饲养哪些鸡鸭，大麦收割了，就到田里去拾麦穗，水稻收割了就是拾稻穗，油菜拔起了，就去田里翻掘蚯蚓。我奶奶总是能够得到那块田畈收割的信息。有时也会带我一起去田里捡稻穗麦穗，但我吃不了那苦，特别是大麦芒刺人，苦不堪言；在非收获季节，我奶奶和母亲就为供销社缝制麻袋，4分多钱一只，我放学回家，就帮助把麻袋里朝外地翻过来，压实。由于我家鸡鸭喂的好，生出的蛋个大壳厚，有人偷偷摸摸来我家买几个，被人检举，吓得以后再也不敢卖了。

　　至今都有下舍人在说，你家里真靠了你奶奶。但即便是这样的操劳，还是贫穷，一到月底，母亲就犯愁，“亏空，愁死了”，是我从小听得最多的词语。

　　我奶奶于1994年夏病逝，整理她的房间，居然从床背后翻出了半屋子的柴禾，都是上好的篾黄柴。是我奶奶在平时积攒起来的，生怕遇上饥荒，没柴烧饭。那是穷怕了。

　　怕穷和穷怕，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全部的想象和精神力量都会被用来对付这个“怕”。1983年，我工作了，有了一份工资收入。后来父亲和我的工资以及奶奶的退休金不时地涨，不愁吃穿了，但奶奶和父母，都没有从这种“怕”中逃逸出来。在我扔掉那半屋子的篾黄柴之前，我父亲1993年离开人世的时候，留下的是一叠“全国粮票”和几张“国库券”。那时几乎已是一堆废纸。

　　塔莎奶奶和我奶奶这两位几乎是同龄的人，我又不禁想起了人与土地的关系。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大洋彼岸的北美土地，六朝先生称之为“流着奶和蜜的地方”，地广人稀，种什么成什么。塔莎奶奶说，“我非常热爱田园生活，无论是种花还是植树，都能让我心头畅快，有人问我喜欢哪种花，我要说，我喜欢所有的花；也有人问我，你不觉得愿意活儿劳累吗？其实我真的对那些花草树木没有做什么，我只是喜欢它们，一心相对它们好，一心想让它们高兴，你瞧，这有什么可劳累的呢。”这是一种源自土地的欣喜、甚至是一种福报，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于土地。

　　我觉得还应该把塔莎奶奶和我奶奶放到家庭中来认识。塔莎奶奶是独立的，她独自一人去深山建造农庄，也是建立自己完整的世界。从我对美国老女人的有限的了解，她们绝不会把自己的生活跟儿孙们的生活搅和在一起，更不会把自己珍贵的时光耗费在孩子的世界里。当然，这不是说没有亲人之间的爱。塔莎奶奶有四个孩子，儿孙也会来帮她干活。我在美国旅行时，看到最多的就是精致高雅神气活现的老头老太成双成对或者独自一人旅行、游览。

　　塔莎奶奶的生活方式告诉我，幸福有好多层，她在我所能看得见的另一层。她年轻时是插图画家，相信这份职业也是她自由选择的。56岁那年，她又独自去山里，建起了塔莎奶奶的花园，以一种唯美的方式创造了唯美生活。生活的唯美必然出于富足，贫穷抑制了人的想象，因为当谋生温饱都成为艰难的事情后，其他的都无从谈起。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被贫穷抑制的想象会因为财富突然的到来而得到释放吗？我的答案是不能。举目望去，现在对许多人来说，缺的已经不是钱财，而是如何用这些钱财为自己幸福生活做铺垫的想象与行动。

　　从1915年塔莎奶奶出生到1994年我奶奶去世，她们两位女人在地球的两端，循环享受着同一轮太阳和同一轮明月达八十年之久，但是她们的人生差异竟是如此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