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堪慰 

　　北宋仁宗年间，朝廷曾号召各州府的教育学湖州。还将当时湖州的教育体制、教育思想、教育理念赐予“湖学”（据《湖州市教育志》载，庆历四年，仁宗下诏各州县立学，扩兴太学，派专人到湖州取法，“著为令”，作为各州立学楷模。世称这一时期的湖州州学为“湖学”）。湖学的代表人物是谁呢？现今基本公认是，主持湖州州学十三年的安定先生胡瑗。他那“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及分设经义、治事的教育理念，明确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并重的原则。这是“湖学”主要精神内核，他无疑是具有现代教育思想的宋代大教育家。

　　才学展示需要平台，千里马更需伯乐，当时的湖州知府滕宗谅就担当一角色。他尊师、重教、兴学，上表朝廷请设立州学，冒着被小人诬告谈贪没公款之虞，仍高质量建好州学，“宋代湖学，重门广殿，讲堂、书阁、斋舍、疱湢（厨房、浴室）一应俱全。”聘请“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主持湖州州学 ，他还曾随胡瑗先生带学生游学关中、潼关、黄河，作为知州，能以实际行动支持教学活动实属不多 。他为‘湖学’的诞生提供了上乘的软硬件，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使那时湖州的教育得到空前发展。如此重视教育的好市长，湖州人是不能健忘的，将滕宗谅市长作为“湖学”的代表人之一是绝不为过，且完全应该的。滕早在福建邵武，后在岳阳任上都兴建了学堂，而湖学应是他最得意之作。可为何，湖州人每提起湖学只知胡却不知滕呢？觅史料推测如下：

　　其一，滕是1038年从南京调任湖州，1040年9月因西夏犯境，边陲告急，而匆匆离湖赴泾州上任。他在湖不足三年，上表朝廷请设州学的报告，可能才批下不久，湖州州学初创。待仁宗下诏派人来湖总结经验时，他已远在甘肃，在湖迎来送往，出头露面之事轮不到他了。其二，滕在动用官银建造湖州州学时可能开销多了点，已被实名举报。多亏继任知州胡宿及时查清账目，已还滕清白无过。至于，功劳表彰也就免谈了。其三，滕秉性耿直，在御使台任谏官心直口快，言责仁宗“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多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得罪皇上是没好果子吃的。其四，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将滕宗谅这大号被他的字（子京）盖过了风头所淹没。今大多读过《岳阳楼记》的湖州人，还真不知滕子京就是原北宋湖州市长滕宗谅。他是先建湖州州学后修岳阳楼，是否后来居上，《岳阳楼记》以“浩浩汤汤”之势将滕的“湖学”声势也给淹了。其五，负大才，光明磊落一身，为众嫉，磕磕绊绊一路。《宋史》定论，“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財”也只是为他洗白，未及功绩。

　　滕被历史尘封的原因肯定诸多，主观的放任，客观的嫉妒，皇上的贬谪，但湖州人是万万不可遗忘他的。湖州的州学毕竟是他任上创建的，湖学是他与胡瑗兴起的，他俩缺一不可，共为“湖学”的代表。

　　且滕子京与胡瑗又都是范仲淹十分看好、关照的小老弟。范长滕三岁，长胡五岁。

　　范与滕为同年进士，在同护海堰时相知，感其好学、能干、遇事不慌，是非常之才。是关系密切的挚友，有好事、有难事信任他“荐以自代”，遇举报贬谪“力所匡救”。范仲淹不只为滕撰写《岳阳楼记》，还为他写了《滕待制宗谅墓志铭》，充分肯定其为人及功绩。

　　范仲淹非常赏识胡的学识才华，《胡瑗和安定书院》载，“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胡瑗受范仲淹之聘，担任苏州郡学教授，期间，范仲淹荐瑗去开封以白衣对崇政殿，授秘书省校书郎，参与更定雅乐，研究钟律、钟磬等乐器。”可见是心心相印，关怀倍至。

　　鉴“湖学”在北宋时全国榜样的崇高地位，乃如何传承发扬湖学精神是当今湖州人艰巨、光荣且不可推诿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笔者认为，要以感恩的心情纪念“湖学”的代表人胡瑗和滕宗谅，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地位；要保护、挖掘、展示有关湖学的历史遗存，再现湖州文化之邦的光辉，并将此塑成湖州的城市文化。

　　岳阳人为纪念范仲淹和滕子京，在洞庭湖畔修建有“双公寺”，那我们湖州人就在太湖边修建一座“三公寺”以纪念胡瑗、滕宗谅和范仲淹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