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忍冬

　　六合塔畔，秦望山麓，掩藏着一所绿荫红墙的大学，门对江潮，故名之江。

　　1907年始建的杭州之江大学与1905年落成的湖州湖郡女校，同为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在建筑风格上较为接近。2015年，笔者举家去杭州赏樱花，顺道参访了这座父母曾经就读过的校园旧址。

　　1951年，我父亲考入之江大学中文系学习。1952年夏，全国高等院校调整院系，之大中文系并入浙江师范学院并在此办学。1954年，我母亲考入浙师，在秦望山学习两年后，又到城内的体育场路、道古桥辗转学习。小时候常听母亲提及六和塔的素斋很是可口，以素火腿为最。1958年浙师与新建的杭大等合并，定名为杭州大学。

　　道古桥，原本是座爬满青藤的宋元拱桥，后来修建公路改作水泥平桥，再后来西溪路扩建又被移建它处。据传，造桥者系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字道古，又经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改名道古桥以感其德。桥梁跨经的西溪路旧称杭徽路，追溯起来还是一条古官道，直到1933年杭徽公路才全线通车，经古荡、东岳、留下直奔昱岭关。

　　小时候祖父母由城里的池塘巷迁居古荡镇，那条黄沙漫漫的杭徽路被称为“老马路”，新公路在此转弯接城中的武林门长途汽车站。那时，我最喜欢在野外的柿子林里远望这条依山公路，红黄相间的苏式长途汽车时隐时现地穿行于林间，绝似电动玩具车在盘旋。画家陆俨少由此入皖南写生曽画过这段公路。

　　1958年，杭州大学正式组建。原浙师院的教工亦已提前由体育场路搬迁到西溪路56号的道古桥宿舍。据大院子弟回忆：这里最初有数十栋小楼为苏联专家设计的，其中面积较大的几幢为中西合璧的“小洋房”，内部装修考究，红漆地板、宽阔木梯、抽水马桶、大理石浴缸、双开门阳台等样样俱全，前后还有桃红柳绿的院落，再配上道古桥的野逸雅称，令文人们更是浮想联翩。入住之初，便云集了夏承焘、姜亮夫、王驾吾、胡士莹、孙席珍、陆维钊、林淡秋等人文学者，还有许多其他各科名流，大先生们挈妇将雏室无长物，以书为伴桃李天下。当年的住房分配不完全按职称来，也有按家庭实际困难分配的，真是挺暖心的。这相对独立的小社会，遂成三代人的“伊甸园”。

　　一

　　王驾吾（1900—1982），名焕镳，号觉吾，江苏南通人。曾任杭州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图书馆馆长，中文系主任。著有《墨子集诂》《墨子校释》《先秦寓言研究》《万履安年谱》《万斯同年谱》等。

　　记得小时候我家里有把成扇，正面是山水，背面是书法，听父亲说起为“驾公所赐”，那个时候的学生尚沿用旧习，搞古典文学的尊称某公，搞现代文学的尊称某先生。不过少时我也就当一把普通的折扇，夏天便从抽屉里取出来扇风，扇破了就拿橡皮膏粘一下再用，后因搬家而失。前些时候父亲翻出一副墨书对联竟是驾公手迹：“素月出东岭，白云宿檐端。”上款“一平贤弟正之”，落款“因巢王驾吾集陶”，钤印：王焕镳印章（白）驾吾（朱）。联语为集陶渊明句，笔墨文雅惜无纪年，据推断驾公晚年自号因巣老人，应为1970年代前后的作品。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校园生活过得比较闲散。教师们除了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外，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也足够充足，无论写作、画画，还是钓鱼、种花、集邮这些都是选项。记得当年父亲与邻居沈惠森老师有个共同爱好，就是研究报上发表的大会名单，再通过各类新闻透露的讯息深入搜寻这些政治人物时任的相关职务。我比较爱好文艺，便从记录电影演职员表入手，继而广泛了解文艺界人士的情况，同学曾经拿个参加国庆招待会的文艺界代表名单考我，哪真是烂熟于心对答如流哦。何为闲散？就是在无所事事中找点事做并偷着乐。

　　种花，也是这段时期的家中书信的话题。无论远在西安的祖父，还是近在杭大的教授，都在谈论种花经或交流花籽。据说孙席珍家的院子种了很多花草，打理得很精致，很漂亮。

　　那时，我父亲偶尔记起有部《广群芳谱》的古籍，就给杭州的驾公师写信询问，很快就收到他于1979年6月8日寄自道古桥的回函：

　　一平老友：

　　示悉，《广群芳谱》自有此书，文革后失之，今不易得之矣。杭州裱工老者已衰，新者技术未过关而定价过昂。湖州价能较廉否？我尚未计议及此，将来当奉颂。善琏笔名自各省市，我向用狼毫，湖州出产大逊于旧，去夏从扬州得较可用者，亦非一二十元不办。暑假能来杭否？

　　即颂近清  

　　驾吾再拜  

　　六月七日  

　　王驾公龙飞凤舞的行草墨书复函，写在杭州红旗造纸厂出产普通稿纸上，夫子所言自是三句不离书画毛笔。当年杭城只有湖滨画社开设装裱业务，国营店真不二价自是“定价过昂”。说来也巧，1979年双林创办墨河画苑就以装裱业务为主，画苑草创时期的实际操持者为杭州的韩文颜，人称韩老，据说韩家与画家叶浅予夫人王人美沾点亲戚关系，在书画界人脉较广。他请来的兰溪裱画师王炳松入驻墨河画苑带徒，装裱业务大多来自苏杭。笔者当年大有这过眼名画之机会，不过那时只想追索现代时尚，对这些传统旧玩兴趣不大，惟同事沈林江坚持裱画40余年终成业内的行家里手。

　　王驾公较为入世，官瘾也有一点，可叹人生苦短，受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长后不久便溘然长逝。其后，家父曽经用钢笔工整地在稿纸上抄录过明代王象晋所撰《群芳谱》之月季篇，1985年终于购得清代汪灏扩编之《广群芳谱》（四册全），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有道是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时过境迁，父亲再没兴趣续究花经而应时改研茶诗了。

　　二

　　孙席珍 （1906—1984），学名志新，以字行，浙江绍兴人。曽任南京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受聘中国鲁迅研究学会顾问、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写作学会会长等职。著有《近代文艺思潮》《战争文学论》《八国文学漫谈》《外国文学论集》 等。

　　浙江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素有“半壁江山”之称。1921年孙席珍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聆听过李大钊、马寅初、鲁迅、周作人等先生的授课。自16岁起发表新自由体诗歌数百首，随之进入旅京的江浙文圈，被钱玄同、刘半农等戏称为"诗孩"，鲁迅也顺水而应之。孙席珍从京华才子到北伐军少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随郭沫若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其后一度流亡日本。孙氏长期投身左翼文化运动与抗敌救亡运动，其“新乡土小说”代表作《阿娥》曽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赏识，并选入《活的中国》英文版专集在欧美发行。

　　新中国成立后，孙席珍作为著名的文艺活动家并未选择北上，而是急流勇退转型为大学教育家。尽管在知识分子扎堆的校园里过得并不如意，但毕竟远离了疾风暴雨的政治漩涡，即所谓性格决定命运，这也是一种人生智慧。

　　从1952年起，孙席珍一直在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授，孙先生见多识广且博闻强记，讲课滔滔万言又风趣幽默，极擅调动受众的热情很受学生的追捧。家父在浙师上学期间，语文与英语的成绩都很好，因研究外国文学起码得懂一门外语，故而受到孙先生的器重，还有就是彼此性情比较投缘，家父不善阿谀，先生拒绝奉承，这便建立起了长久的师生情谊。

　　孙先生与家父的通信，尚存最早的是从1975年5月始，至1984年1月止，前后约50余通，而之前的函件可能因政治运动而未留存。 家父1956年大学毕业后便留校担任孙先生助教，后因家庭成份较高受到排挤，1958年下调到平湖师范，之后经多校辗转至双林中学教外语。改革开放之初，大学教育开始步入正轨，许多老教授年事已高，迫切需要配备助手。1979年前后孙先生与家父的通信几乎都围绕这调回杭大的事宜，老先生为此事牵扯了很大的精力，最后因湖地不放人而未果。1979年9月，父亲调入新组建的嘉兴师专中文科，重归本行担任外国文学的教学工作。

　　1979年，孙席珍携夫人赴北京出席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前往茅盾寓所探望。1982年《嘉兴师专学报》第1期学报开设“纪念沈雁冰同志逝世一周年”专栏，刊发文章15篇。孙席珍《纪念沈雁冰同志》文中提及：“早在‘五四’时期，我还是青年学生，就耽读由他主编、经他大力革新了的《小说月报》以及他撰写的一系列评介西方先进文艺思潮和东北欧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文章，使我增长了许多文艺知识，开拓了文艺领域的视野，受益非浅。接着还读了他的一些有关古典文学的著作，诸如《楚辞》《庄子》的注释等等，很佩服他对中外文学都有深厚的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