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忍冬
三
2015年4月,我们举家同游杭州时,顺带去了六和塔畔的之江大学旧址,归来后我偶见“雅昌”网站上苏州卖家正在线出售“之江大学廿八级年刊”(1939),便以高价得购。我所心仪的陈从周、朱生豪、施蛰存这3位之大著名学生,恰好分属杭嘉湖三地,而湖州考古学家慎微之曾任之大教育系主任。我还有层用意就是想导引出父亲的回忆文章,结果好久未见下文,而我倒是很快写出《江天如画仰秦望》的记游:“校园里那个见证过朱生豪与宋清如爱情的翡翠湖,想必也是我父亲与母亲,一个杭州人与一个嘉兴人相识、相知的老地方。”
翻阅这本“之江年刊”,笔者仅识得夏承焘、顾准、王蘧常诸位大名头的相片,而将书册交转给父亲后,他做过些什么研究便不得而知。直到父亲去世后,我才在其书房的稿堆里捡出几页草稿,尽管没有成文还是留下些珍贵的记忆。
我祖父素来看重手艺,执意要求儿子报考浙大学工科,而笔者叔祖就是浙江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毕业。1949年,家父无奈报考浙江大学获机械工程系录取,却因病休学在家,保留学籍一年。1951年夏,父亲考入之江大学中文系,仅在校学了一学期,算是之大的最后一批学生,据父稿本忆曰:“这本‘之江年刊’的照片中有少数几位是我亲聆过教诲的老师,周正先生是副校长、数学系教授,任铭善先生是副教务长,蒋礼鸿是中文系讲师,张文昌是教育系教授;夏承焘先生抗战前后在之大、浙大教学,1952年春又回之江山上任教。随后之大中文系便并入浙师院。”就此解开了我多年的困惑,原来父亲是个理科生,因受许钦文先生教诲才决意弃理从文的。
四
1958年,父亲调至嘉兴平湖师范任语文老师。这段时期的经历,笔者自幼略知的是他买旧货的轶事,如清光绪年间的竹编考篮,墨书有“乙丑年置,彭城奁用”的纪年,还有东洋瓷盘、花盆等,当然都为实用。藏品则在平湖冷摊收到朱存理《珊瑚木难》1卷,钤朱氏性父印,父亲断为明稿本,一生视作“要件”。想来40年前的钢笔稿本已经褪色,而13世纪的墨书稿本依然如初。近日,在书房中我翻出清“佩文斋广群芳谱”残本10余册,上盖祖父藏书印,可证父亲少时受此书影响所言不虚,花草鸟兽才是他真心的业余爱好,记得有两本“小鸟笺”,我小时候就见过,他珍藏一生都没有舍得用。
1996年《联谊报》举办“世纪回眸”征文,父亲写过《平湖的吃经》,此文也是近期我方得读到,发现他只身在外倒是很会吃的。在平湖两年多时间里,他不仅常去光顾熟食摊,红烧鳗鱼、红烧羊肉、红烧鹅鸭等都没少吃,还吃过几次羊头肉以治他的头晕病,据说是《本草纲目》上看来的,还真有点疗效。平湖城关近乍浦海边,学校食堂里吃海鲜是常事,青蟹、海蜇、乌贼,都是应时而供。吃乌贼的次数最多,白煮、现炒、红烧、变着法儿化吃。学校食堂改善生活,供应爆炒鳝丝需预定,他也不甘人后。说起平湖特产,还有糟蛋、糕点、西瓜等等,只叹凡遇暑假他都得回杭州,常与西瓜上市失之交臂。
1963年调入双林中学工作,父亲审时度势改教英语,这个选择是明智的,毕竟学校内语文教师扎堆而英语教师奇缺,他不善掌控与拿捏学生,是永远的副班主任,却胜任英语教研组长,而喜欢提意见的习惯依旧。1973年他曾写过《听壁角》的小品文,此文题目较为别致,我有点印象,但时龄尚幼并未读过。文章通过他下乡办学时,夜半听隔壁的3位贫下中农与农业局下派干部谈农业增产管理的方法,农民说得头头是道,父亲听得津津有味,又惋惜农民无法将经验整理成文加以推广,然后引出批判“读书无用论”的命题,当然这篇文章只能等退稿;在评《水浒》时期,他也会去写文章谈点异见,书生意气总是那么执拗。不过对中草药运动他是赞许有加的,曾经写过长文记述双林镇西公社民主大队小学开展种植中草药的活动,学校仅4个班与4个老师,从1972年起从小到大建起药草园,还组织学生应时采集蝉蜕、玉米须等等,“昔日当羊草,今识是药草”,真是实践出真知啊!他还写过《中医药名和针灸穴位的难字读音》一文,以古文知识反哺大众。
父亲早年喜阅外文,主要以翻译稿为主,但能发表的甚微,中年教授外国文学不过照本宣科,随着时代进步,即便世界名著也逐渐式微,而地方文史倒是日渐隆兴,父亲再次审时度势转换角色。之所以对地方文化发生兴趣,其实与他乐于助人有关,比如苏州的徐桢基研究陆心源;南浔的朱从亮研究方志;湖州的柯平、林拯民、韩玉芬等研究文博风物,都曾得到过他的学术相助,自身也在参与研究的同时,使得深厚学识有了用武之地。近读其1993年的《试论湖州在我国历史文化中的作为与贡献》,一看便知是他在湖州师专文秘班开方志课前后的研究成果,并在结语中建言湖州应该有资格进入历史文化名城的行列。
从歌山画水的东阳走出,在山水清远的湖州安居,父亲一直情系浙中故乡东阳,早年发表《浙江湖州与东阳、义乌人才的比较研究》论文,晚年点校明代东阳籍学人张国维名著《吴中水利全书》,参与编纂皇皇巨著《东阳丛书》。其中,《浙江湖州与东阳、义乌人才的比较研究》一文,较早将湖州本土文化引入跨地域的文化研究,还特地去义乌实地考察,故有幸参加1992年“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并入编论文集。
怵于时文,亦无美文;纠错若狂,沉湎点校,父亲晚年与级友说起过喜欢杂文,他那一封封建言或指摘的信件,就是一篇篇针砭时弊的杂文。他骨子里还是以理科生的视角在解构中文与文化,抑或与由文学艺术入门的研究者不太同调。许多他生前连家里人都不以为然的理性、偏执与个性,直到他离我们远去后才幡然醒悟。
五
父亲作为学院派学人,学术研究是从泡图书馆与制卡片起步的。早在杭高就读期间就经常去浙江省图书馆,鲁迅、许钦文、莫泊桑及苏东小说都是在那儿阅读或借阅的。进之江大学、浙师院求学后更是图书馆的常客,以至1980年重访杭大图书馆时,老员工竟还能记起他来。1977年暑假,笔者随父赴杭州探望祖父母,某日他带我到孤山,将我放在西泠印社,自行去省图古籍部翻书,时过中午还不见他转来,我只得独自步行回祖父母家。那日午饭,祖母端上爆炒猪肝一盆,这是我平生最难忘的一道菜。所以小时候我家藏书不多,而我成年后买书比父亲要多得多。他只是将书籍当作工具,如同文博家不藏古物。
说起制卡片的情形笔者从小都是历历在目的。1965年至1967年期间,他编制英文口语卡片数千张;1970年至1978年期间,他编制成语卡片近万张,在这漫长而特殊的时期他一直花费业余时间在做功课,以至许多年后遇到嘉兴的表姐,她还提及姨夫做卡片的往事。1984年授文秘班方志课时,他也要求学生做资料卡片,还将字迹较好的学生卡片留存起来。
如果说任铭善先生点悟父亲学会四角号码查字法,那么他从孙席珍先生处仿效到如何利用废纸片。孙席珍常拿几张抽“杭州牌香烟”留下的锡纸,展平后在背面略记要点,便可开讲洋洋万言,而父亲在家中翻查资料时,喜欢在“黄芪生脉饮”纸背板上纪要,其实就是放大的卡片。不过父亲教我四角号码、利用图书馆,勘误错别字……我都不以为然,毕竟理念、地位与条件都不相同,无法复制其经验之谈,在野派自有另一套玩法。
父亲晚年一直在整理旧稿与信札。他几乎保留了行文的资料稿、草稿、校稿、正稿与复写稿,文章产生的全过程均可了然,深感旧时为文事真的是很辛苦,誊稿时要下垫上两张复写纸,难怪他对退稿问题看得那么郑重其事。还有就是投稿的艰辛,1980年初稿之《苏曼殊与杭州》一文,他历经这里退稿到那儿寄稿,其锲而不舍的精神真是可佩,直到2002年总算被浙江省政协文史委编的 《民国轶事摭拾》一书收录,了却他长达20余年的夙愿。
步入耄耋的父亲学会电脑写作,应该是受到学生的鼓动,尽管他操作很慢,但还是方便许多,不过新千年之后,手稿消失草稿增多,可见他并未适应通过电脑写作。2013年12月,当父亲花费5年心血并几经周折的《元代茶文化史料汇辑》终得出版时,他郑重其事地给孙女送签赠本:“雪藤,这部书的电脑操作,你出了很大的力,所以也要送你一本,爷爷。”父亲虽常年做着和者甚寡,又很有意义的事情。平日里我遇到碑刻方面的难题,都是就近请教于他,往后只能靠自己了。前些年,我偶尔发现他的字迹写得很细小,原来一直是在放大镜下面写作,他研究《沈梦麟与〈花溪集〉》成了最后的遗稿。唉,真是蜡炬成灰泪始干!
父亲生前我与他关系一般,但当先君真的离我们而逝,还是真的很是不舍。要问如何能做到一生平安名至实归?关键在父亲的审时度势与以德服人。他晚年那并不蹒跚的背影始终萦回在我的脑际,望其肩项,难以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