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传鑫

　　文化治理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了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实现现代化，夯实共同富裕文化基础，推动基层社会实现精神共富的重要一环。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数字化改革工作的不断推进，传统文化治理与新兴数字技术的深度契合具有了现实可行性，数字技术的突破赋予了传统文化治理在广度、深度、效度上的巨大优势，传统文化治理模式正逐渐向数字文化治理转变。因此，利用数字化手段与新技术对基层文化治理体系进行重构，推进实施数字文化治理模式，实现传统文化治理向数字文化治理的飞跃有利于新时代信息化基层文化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一、当前数字文化治理体系的现实困境

　　数字文化治理主体的失衡。客观地看，当前基层数字文化治理的治理结构尚有欠缺，部分基层数字文化治理主体出现了失衡现象。从目前数字文化治理的治理模式上看，其治理机制尚未健全，核心目标没有完全确立，治理主体未能充分发挥其核心作用，无法满足数字文化治理中治理资源高速流通、高效管理、高价值加工的现实需要。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前数字文化治理的运用场景较为单一、功能发挥有限，使得基层数字化治理手段在传统文化治理领域的结合不够深入，未能充分发挥出数字文化治理方式的优势，从而造成了基层数字文化治理未能实现预期的成效。

　　数字文化资源供需结构的错位。基层良好的数字文化治理离不开大量优质的数字文化资源的供给服务，然而，当前由于基层数字文化治理中数字文化资源的供需结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错位，导致了现阶段基层数字文化治理的成效难以发挥出来。一方面，数字文化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以及网络建设资源的短板较为明显；另一方面，当前的数字文化资源供给内容和形式无法充分满足基层群众的需求。数字文化资源的供给与基层群众现实的文化需求与偏好存在一定的偏差，产品供给过剩与不足并存，导致了当前数字文化资源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强，影响了当前基层数字文化治理效能更进一步的发挥。

　　数据安全性风险的扩大。数据安全性是影响数字文化服务结果的关键性因素，对此必须慎重对待。随着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当前数字文化治理中的数据安全性风险也在不断地扩大。数字文化治理主体需要控制好对于用户数据分析领域的授权，并及时将数据采集的发生告知用户，就可以有效地保护用户的隐私不被第三方非法获得或使用，避免因接受服务而使个人信息透明化、公开化。然而，在当下的基层数字文化治理中，在数据安全领域的防护工作还存在一些短板与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基层文化治理体系的数字化重构路径

　　构建党建引领下多部门协同参与机制。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完善需要党和政府提供必要的政策、资金作为坚定的支撑。因此，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引领作用，以基层党组织为主体引导其他数据服务机构与文化机构共同参与到基层数字文化治理的过程中来是一条有效的方法。首先，由基层党组织作为主导，按照科学创新原则对已有的治理机制创新并建立监督和授权制度，强化管理机制。其次，由各个公共文化机构自发组织的创新必须由基层党组织进行协调，授权于某单位或组织进行，党和政府不能直接进入到管理机制创新过程。第三，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机制创新的主要目的是为提高数据资源流通效率，实现资源共享，因此在治理机制创新中必须建立与之相关的评估、监察机制。最后，激励机制的构建和完善也是不可或缺的，从而能够充分激发公共文化组织机构的参与热情。

　　优化数字文化资源的供给机制。为了逐渐提高数字文化治理中数据资源的利用率，有必要制定综合性的管理制度，从而以制度为核心，优化数字文化资源的供给机制。数字文化资源供给机制的优化与创新离不开多种服务机构的共同参与。一方面，要考虑到不同数字文化资源的性质、内容及资源获取形式，实现有针对性地对供给机制进行规范和优化；另一方面，供给管理制度的优化和完善不应局限在数字文化资源治理主体的内部，还要考虑到公共文化资源获取机构等治理参与主体的意见建议，就数字文化资源的获取目的做出分析，结合不同参与主体的供给服务模式，汲取有益经验，确定供给制度管理目标，最终构建以目标为导向的数字文化资源供给机制，从而优化数字文化资源供需结构。

　　完善数据安全性风险应对机制。数字文化安全是数字文化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立和完善数据安全性风险应对机制是十分必要且迫切的。完善数据安全性风险应对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数据安全管理体系。数字文化治理主体应该拟定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以便规范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和共享等过程，从而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可用性。二是加强网络安全防护。数字文化治理主体需采取更严格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例如实施网络监测、漏洞扫描以及使用防病毒软件等工具，以防范黑客攻击和病毒入侵等安全威胁。

　　（作者系长兴县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