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建光

　　屈指算来，那时应该是20世纪50年代末。大姑娘时的母亲到县里去开会，很光荣。一百多里路，她走着去，走着回，生产队给记工分。母亲说参加会议者不论男女，每人一盒饭，她看到抽屉里还有剩余，竟对同行的人说“还想吃”。很难想象其时一头乌黑头发的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是多么惹人爱怜，毫无姑娘家的矜持——母亲，毕竟是从苦难中长大的孩子呵。

　　20世纪上半叶，哀鸿遍野，大量难民逃往闽北等地。在一个大雪封山的寒冬，邵武南漈村一个山坡的茅棚里，一对外乡人在贫病交加中相继死去，遗下一个三岁的女儿，如荒山坡上的一株枯草，在北风肆虐中绝望地挣扎。死者的一位同乡收留了她，把她装进箩筐，一头包袱一头小女孩，走了几天几夜几百里地，挑回老家。那个女孩后来成为我的母亲！贫困像魔鬼一样，从小缠上她。她很少穿新衣裳，家里花花绿绿的布票，几丈几尺送给邻里。在那个年头，一家大小能填饱肚子已相当不易，过年时，孩子们能添件新衣裳，做父母的脸上就十分光彩了。

　　为了让家人吃饱后还能穿上新衣裳，母亲带着当年只有七八岁的我，凌晨三点踩着苍白的弯月偷偷上山采摘山苍子，那个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当初农民做“私活”，必须躲过生产队社员雪亮的眼睛。她只好拉我搭个伴，壮壮胆，趁天黑偷偷干。娘儿俩在骄阳似火的七月山冈，待了近二十个小时，只有一筒茶水和一团饭团对付饥渴，挨到晚上九点多村人歇息时，才敢蹑手蹑脚下山。我一头钻进家门，嚎啕大哭，因为在山上听到了野兽的啸叫，积聚在心里的恐惧，到了这一刻尽情释放！母亲安慰我说，那只是猫头鹰的叫声，没啥好怕的。其实，她吓得声音都变了样，紧紧地搂着我，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多年后读到《石钟山记》，我所听到的就是苏轼描摹的那种怪叫声。且我知道，母亲还采过箬叶，采过金银花……山上能变钱的东西，都想在夜间偷偷弄回家。

　　记得小时候三餐吃饭总是透着虔诚庄严，一家人坐齐了，才动筷子。母亲说嘉禾蔬果是上天对人类的馈赠，一定要敬惜。全家人都能自觉将掉落桌面的饭粒，拾食干净。如果不小心把饭菜打翻，她立刻面露愠怒之色，警告我们糟蹋粮食是恶德。如今母亲已是耄耋之年，依旧把剩饭剩菜偷偷吃掉。

　　母亲在饥饿的阴影之下，明白了许多事理。土地、树木、水井、鸡舍、牛栏、厕所、耒耜、刀斧，一切生活所依，身外的物事，哪怕细微草芥，她都充满敬畏之心。经历过无数不幸的母亲，有时感到人是那样的卑微、渺小，由是对土地无限敬畏、感恩，长存于心，并且，在灾难面前爆发出惊人的承受能力。我第一次感受冰雹的凶猛，是在十二岁那年，此后几十年，我们的村庄几乎每年四月份都要遭受冰雹袭击，苦不堪言。雹灾过后，整个村子百孔千疮，满地瓦砾。母亲沉着中一一应对。不气馁灰心，拾起破败重新建起家院。我猛然惊觉，母亲内心深处的怯懦，以及在生活中处处的谨小慎微，蕴含多么深的人类忧患意识啊。

　　我小时候认为母亲所作所为很愚昧，如今回想起来，那是多么幼稚无知啊。今天，我早已在城里买房，与故乡的山冈、田土、河流的关系，似乎已经不那么直接，但我是土地的儿子，不会忘记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逢年过节时，以母亲教给我的谦卑而虔敬的姿势，祈祷天空没有阴影，头顶多一些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