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祥

　　苏轼写有《和孙同年卞山龙洞祷晴》一诗。全诗云：“吴兴连月雨，釜甑生鱼蛙。往问卞山龙，曷不安厥家。梯空上巉绝，俯视惊谽谺。神井涌云盖，阴崖垂藓花。交流百道泉，赴谷走群蛇。不知落何处，隐隐如缫车。我来叩石户，飞鼠翻白鸦。寄语洞中龙，睡味岂不嘉。雨师少弭节，雷师亦停挝。积水得反壑，稻苗出泥沙。农夫免菜色，龙亦饱豚豭。看君拥黄紬，高卧放晚衙。”此诗根据孔凡礼先生著作《苏轼年谱》载，是苏轼为湖州知州时所作。那么这首诗题目中的所谓“孙同年”是何人呢？

　　以前，很多著作倾向是孙觉。如明代湖州人董斯张、闵元衢等人，他们编的《吴兴艺文补》中，就收录了《和孙同年卞山龙洞祷晴》一诗。而他们在收录此诗时，在目录中的诗题下小注：“孙名觉，见前”。又如清代湖州人张鉴在其著作《墨妙亭碑目考》中附了“龙洞祷晴”诗石刻，并直接将附考的标题写为《苏轼龙洞祷晴和孙同年莘老诗》。因为孙觉字莘老，所以张鉴也是认同“孙同年”就是孙觉的。清同治《湖州府志》“金石略”中因袭之。

　　但“孙同年”可不可能是孙觉？这要先从“同年”一词的意思来考察。“同年”，可以指同年出生的人，也可以指科考时同榜或同一年考中者。在古代，“同年”的第二个含义用得比较多。

　　先看孙觉出生的年份，是公元1028年。而苏轼是1037年出生的，两人相差近十岁。显然，苏轼称呼他“孙同年”很不恰当。

　　再看孙觉中进士的年份，是皇祐元年，即公元1049年，而苏轼则是嘉祐二年中的进士，嘉祐二年是公元1057年。另外，苏轼还参加过两次制科考试，第一次是嘉祐六年，即公元1061年；第二次是治平二年，即公元1065年。查《宋代登科总录》，两次制科考试中中者皆无孙觉。那么苏轼与孙觉科考“同年”也基本无可能。

　　当然，也有不同意见者，如清代的王文诰就其编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指出“孙同年”不可考，怀疑其或为孙升孙君孚。但王这个人很谨慎、很认真，他觉得自己这个看法只是怀疑、没有确证，因此没有把孙升的名字写入诗题题注中。这种治学方法是值得肯定的。其实孙升同样不可能是“孙同年”。虽然孙升在治平二年（即苏轼参加第二次制科考试那年）中进士，姑且与苏轼有“同年”的名份，但查考《宋史·孙升传》和有关史料，他没有在湖州和湖州属县为官的经历，因此苏轼在湖州所“和”的“孙同年”也不可能是孙升。

　　我们再来看《和孙同年卞山龙洞祷晴》一诗的末两句：“看君拥黄紬，高卧放晚衙。”放衙，即退衙。属吏早晚参谒主司听候差遣谓之衙参，退衙谓之“放衙”。另外，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宋代有一传说，即“太祖戒勅县令勿於黄紬被底放衙”。以此观之，“孙同年”极有可能是一位“县令”，而且极有可能是湖州的一位“县令”，而查得与苏轼同年中进士的人中有名“孙云”者，南宋嘉泰《吴兴志》在“县令题名”之乌程部分也载有孙云。而笔者翻阅《全元诗》时，发现元代文人杨维桢有一首诗，标题为《乙酉二月既望，游弁峰黄龙洞，追和东坡遗乌程尹孙同年诗，是日，书遗幻住庵月禅师，就寄今乌程苗公》。可见在元代文人杨维桢看来，“孙同年”的职务就是乌程知县。因此“孙同年”极有可能是苏轼的“同年”乌程知县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