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忍冬

　　笔者家族恰好覆盖杭嘉湖区域大三角，又说着各自方言形成的家庭小三角。

　　小时候我们在家里随父亲说杭州话，母亲的嘉兴话也逐渐被同化，形成一个操杭州话的内圈子。我父亲在外说的却是一种不纯正的上海话，而我辈自幼在校则入乡随俗说双林话。1981年笔者随家长迁居湖州后，便刻意学会湖州话，不想因外地方言而遭另眼。我们兄妹各自成家后，又分别形成以湖州话与安吉话为主的新圈子，至于第三代80后的孩子们，从幼儿开始就学说纯正的普通话，方言反倒不太会说。自20世纪中叶大陆广泛推广普通话运动以来，直到这一代人才算彻底完成任务，多年来我深感只有彼此说普通话，才能使得人与人之间达到真正的平等交流。

　　父亲蔡一平（1932—2022），籍贯东阳，生于杭州，只是因抗日战争时期回老家避难，才有过一段浙中乡村的经历，在当地读小学自然又得学说东阳话。据父自述：“我母亲、外婆都是正宗杭州人，我们从小都说杭州话。浙江方言很多，如浙南的温州、台州，浙东的宁波、绍兴，浙中东阳、永康……都很有特色，外地人不易学，笼统地写浙江人怎样说普通话，这篇文章很难做。”于是，1955年父亲还在就读浙江师范学院期间，就写过一本《杭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的书稿，从音韵学的角度作了详解，并给浙江省教育厅写过自荐信。省厅接信后给时任学校教务长的任铭善打电话，任先生便将蔡学生唤到办公室询问此事，师生俩还就此作过一番探讨，任氏治学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此事之后并无下文，那本书稿就此压进了箱底，这应该是父亲有感而发主动想写的第一本小册。

　　1958年，父亲离开杭州辗转嘉、湖诸校从事教学工作，后定居双林中学教习英语长达15年。想来在吴语区说杭州话特显突兀，不过他也未随俗学说双林话，原本学校里的教师都来自五湖四海，他就跟上海籍的同事学起了上海话，当然不太标准。平时在家中他总爱说上几句搞笑的东阳方言调侃一番，以活跃一下家庭生活的气氛。

　　上世纪70年代随着双林丝厂的建立，湖城的新文艺工作者转业进到这家国营大厂工作，以曲艺演员居多。但凡逢年过节新建的双林剧场总是热闹非凡，丝厂的艺术家们自是当仁不让地成为文艺汇演的主角，苏州评弹、评话、沪杭说唱、滑稽戏等节目，那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中，以新创短篇评弹《小车推在大路上》影响最为深远，一时间令闭塞的绫绢小镇遂成文艺大镇，尽管少数艺人觉得来双林当工人憋屈，但对于广大群众而言自是受益良多。推算起来我父亲也是在这段时期内，接触并喜欢上江南方言曲艺的。

　　改革开放以后，转业双林丝厂的曲艺演员们都陆续归队，父亲也带着他那口不纯正的上海话，于1979年9月调入校址在湖州的嘉兴师范专科学校任教，从镇上到市里见识自然也随之开阔。1980年，金华武术家李少标来湖州人民广场展演，父亲由此被勾起故乡情愫，经过就近采访之后，文稿《记民间武术家李少标一家》发表于浙江《文化娱乐》月刊上。当年，湖州工人文化宫的群众文艺搞得非常活跃，其时，西方名著改编的外国电影风行，主管文艺的东阳籍人士方学，便常邀我父去文化宫作“名著与电影”的讲座。

　　1982年1月，上海新长征评弹团的著名艺术家蒋云仙，来湖州工人文化宫书场“放单档”演出中篇评弹《啼笑因缘》。开演当日，我们一家三口就前去书场聆听，不过实在受不了老听客们临场吞吐的浓烈烟味，接下来数日我们便不敢再去续场，而我父亲则利用白天闲暇时间去采访了久仰的“方言说表大家”蒋云仙同志，彼此间谈得很是投缘。

　　蒋云仙因忽然接到要参加全国曲艺会演的紧急任务，并需回上海录像，便结束5天的演出匆匆回沪。随后更为深入的采访，是我父亲与蒋云仙之间以通信形式继续的，她曾将此次匆别湖州视为“失利”，并表示今后再来浙江演出会“郑重”相待。在蒋云仙的多封回函中，以自述“钱家班学艺经历”的信札较为可珍，她还随附过一份“书迷”来信，系江苏沙洲农民文化宫影剧院的美工，平时喜欢写些曲艺说唱类的文字。上世纪70至80年代沙洲农村的集体经济搞得很是红火，每个大队都建有一家“书场”，当年，湖州也曾经组织相关人士去到沙洲参观学习过。

　　蒋云仙，1933年生，苏州常熟人。14岁进钱家班学艺；18岁投在姚荫梅门下学说中篇评弹《啼笑因缘》。她擅长单档说唱，在弹词音乐运用上，大胆尝试多调多用的唱法。系国家一级演员，曾任上海市曲协副主席、上海新长征评弹团副团长等职。

　　《啼笑因缘》是一部白话章回小说，作者张恨水1930年于上海《新闻报》“快活林”副刊上连载，至1931年出版单行本后一版再版，随之风靡全国，并被多次改编为戏曲、电影等艺术形式，又以苏州评弹最为引人瞩目。因故事的发生地在北平，得说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决非一般南方说唱艺人所能企及。我父亲在文章中写到：“蒋云仙在说表时驾驭南北方言的本领极为高超。这部书除了评弹常用的苏州话、无锡话、常熟话、扬州话、常州话外，还要说北京话、山东话、四川话，以及上海话、浦东话、昆山话、杭州话、宁波话、绍兴话、湖州话等等，使这部书目分外生色。在《车站送别》一折中，堪称集各地方言之大成，有听客把蒋云仙的说表称作‘南腔北调’什锦腔，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论述的。”

　　同年，父亲完成文章的写作之后，便驾轻就熟地投寄到浙江《文化娱乐》杂志，结果编辑回复评弹是江苏的艺术，故而不准备刊用。苏州评弹艺术与杭嘉湖水路京班的传播途径重合，即从苏州由荻塘经湖州、吴江至上海，以及从无锡、常州至苏北为主要路线，评弹艺人们也是以双档或单档的形式“跑码头”，坐船顺着水路到沿岸各地的大小茶馆或书场演出。旧时申曲与湖滩也是在荻塘这条黄金水道上交相呼应，沪剧名家丁是娥、沈蓝流即为湖籍艺术家。我父对湖剧《朝奉吃菜》很感兴趣，1993年曾给演员高兴发去信探讨小品创作。

　　1985年7月，家父所写《蒋云仙与〈啼笑因缘〉》，终得文刊于《评弹艺术》丛刊第四辑，而早在1979年5月20日，父亲尚在双林中学时就曾经给陈云同志上书，对如何振兴评弹艺术与收集评弹史料等问题提出过几点建言。当时，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与上海曲艺工作者协会都及时作了回复，中国曲协于7月3日的回函中提及：“你写给陈云同志的意见书，已转给我们读过，我会编辑的《曲艺》杂志，以前发表过部分苏州评话、弹词作品，今年复刊后也发表了一些。至于出版一份评弹期刊的建议，只好请上海有关单位考虑了。”《评弹艺术》创刊于1982年，由苏州评弹研究会主编，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这么分析起来《评弹艺术》的创刊，还真与我父1979年的建言有某些“因缘”。《评弹艺术》如今已出版近60辑，算是最长寿的曲艺丛刊。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父亲审时度势转而研究地方史志，退休以后又沉迷于古籍点校，但对上海方言喜剧的爱好一直欲罢不能，虽说谈不上有什么研究，无非是作为翻故纸堆之余的一种精神消遣。在电视台频道专业化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即上海电视台“七彩戏剧”频道，周边一些地方电视台都不愿付费转播，父亲真的很酷爱上海方言喜剧，比如双字辈、王汝刚、钱程等名家他都如数家珍，为此一直在四处投书，惜始终都没能如愿。他的晚年是在锣鼓铿锵的央视戏曲频道前度过的，说起来他喜欢京剧还是受到我的影响。父亲在杭州高级中学就读时，教授国文的先生是现代文学作家许钦文，他对旧剧是有着颇多微词的，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有京剧革新命题的原由。我父后来为何喜欢上京剧？归根结底还是与痴迷方言与喜剧有关，他最关注的是京剧丑行的说表艺术，在这方面我倒是与他不太有交集。

　　《湖籍名伶朱琴心》是笔者在1991年《湖州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短文。朱氏早年编演过京剧《《闺房乐》，管道昇假扮名妓教训丈夫之花心，先念苏白后念京白，装束也是汉服与旗装交替，小生泰斗程继仙配演赵孟頫、而丑婆子念扬州白尤为增色。数十年之后，我始终无忘初心，潜心编写《湖州京剧史》并于2019年出版，这也算是我在父亲生前向他交出的一份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