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海山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其中，“美好生活需要”，笔者认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是其要义之一，而文学，在其中担当重要之作用。

　　同为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裁注定了其不相同的现实功用。小说历来被普通读者所接纳，即使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没有多少兴趣的人，也会时常捧读几本小说用来消遣，更不用说，小说还时常会因为某种机缘而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曲、话剧等；报告文学反映时代的主旋律，而描写多的是离自己不远的人和事，甚至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人和事，故尔，使读者能够找到共鸣并去关注；杂文和言论曾被喻为时代的匕首和投枪，其不但依附着强烈的新闻效应，而且承载着大量的信息，以及尖锐或深刻的思想，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灵魂深处的认知，自然，被众多的读者喜爱也就不难理解了；散文和随笔不太具有小说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不具有报告文学追随时代步伐的敏捷和近水楼台的心理优势，不具有杂文和言论痛快淋漓的潇洒，但是，它仍然可以通过其特殊的结构，纵古论今，谈天说地，指人议事，信马由缰，最不济，还可以如时下充斥着散文杂志的大量的“无厘头”散文，谈谈孩子，说说老公，聊聊去年的裙子，写写今年的手包，七大姑，八大姨，家具家电，房子汽车，芝麻西瓜，喜怒哀乐，哭哭啼啼，恩恩爱爱，家里家外……

　　诗歌，真的是几乎所有文学体裁的上述“优点”它都不具备，甚至，猛一看去，它倒几乎兼备了其它文体大多的“缺点”——很少直接给人带来某种习见的欢愉，由于种种偏见所致，它还要给作者带来“神经病”“酸腐”等不合时宜的帽子，让诗人成为了一种被人嗤笑的怪物。

　　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诗人不为世俗所左右，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物我两忘，一头钻进“象牙塔”，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地“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呢？

　　往小处说，写诗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是一种内心表达的需要，是一种高贵的精神诉求，往大处说，诗歌写作是一位诗人对时代脉搏的强烈体会和感悟，更是诗人从知性进入悟性高度后审美智慧的飞翔，就像著名诗人欧阳江河所说：“我不愿说诗歌是我赖以生存的信仰，但诗歌写作会让我们产生定力和深度，知道你是谁、从哪里来。人是需要一个对应物来证明存在的。写诗对我来说，像一个承诺，显示自己的存在感。这是我感知生命的方式。”在欧阳江河看来：“诗歌一定要跟身边具体的现实联系起来，这是向外；要跟灵魂联系起来，也就是向内……对诗歌的坚守，可以有写作角度，那就是诗歌不能在诗歌里写诗歌，也就是必须在两个平行过程中发生联系：心灵世界的感受，包括疼痛、黑暗、感动和眼泪等；另一个是现实世界。无论消费时代多么汹涌，对诗意的坚持都没有更多伤害。”

　　试想一想，每当我们民族遇到大事——无论是喜庆之事，还是灾难——又有哪一次不是诗歌当仁不让冲锋在精神“最前线”？它们出现在报纸、网络或手机上，人们通过诗歌来描述灾难的悲惨和无情，同时，人们又通过诗歌去传递希望和温情，互相鼓励，互相安慰，让痛苦和抑郁化成一首首诗歌，飞向需要抚慰的心灵。当然，在风和日丽的时光里，我们同样呼唤诗歌的滋养，或抒情，或哲理，或朴素，或善良，或陶醉，或感动……“在网络语言铺天盖地潮水般地冲击现代汉语规范性的时候，在众多以文学讨生活者日渐失去自我、随波逐流的时候，笔者以为，正好是有出息的诗人挺身而出的最好时机——面对流俗保持清醒，面对庸俗坚守个性，面对实惠追求审美，面对泛滥的物质寻觅精神的飞扬！”（杨乐生语）在此，诗歌不仅仅是人们凡尘俗世中精神的寄托，更是一个民族心灵的依赖和归宿！

　　是的，若从功利的角度去透视诗歌，它确实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但是，诗歌毕竟是文学艺术的最高表达方式，也就是说，诗歌的高度，就是一个民族文学艺术的高度。何况，诗歌写作对一位作家的文学思维及文学语言潜移默化的训练和影响，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苏童、余华、周涛、贾平凹，到葛水平，等等著名作家，还可以列出一大串名单，不都是从写诗开始步入文坛的吗？

　　诗歌是文学天地中的水和空气，它无处不在，却又不轻易使人感觉到它；诗歌是我们冬天穿在身上的保暖衣，加一件不见得热，脱一件却寒冷难忍；诗歌是我们精神必需的营养，对，就像苹果，每天吃几个，也没人看到身体有了如何明显的变化，但我们不能否认，它却在对我们的健康起着有益的作用。

　　诗歌是在我们民族的躯体上循环了千年的血液，滋润着我们民族的每一寸肌肤。

　　过年了，春节来了，让我们再来写诗、读诗，赞美疫情下人们依然坚韧而乐观的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