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振荣

　　母亲和妻子都爱好女红，她们都有一只盛放针线的家伙。母亲的针线是盛放在一只竹制的篮盘里的，篮盘是圆形的，直径大约1市尺左右，高3寸上下，扁扁的，上面有一圈宽宽的竹镶边，所有与女红有关的物品如绣花用的竹绷、大小剪刀、各色线团、大小不一的针（我们叫女线）、顶针箍、线板以及一些布角头，一股脑儿都塞在针线篮里。我最熟悉的是“女线”，有绣花针、棉纱针、王针等，母亲用得最多的是棉纱针和王针，一般缝缝补补都用棉纱针，定被头则少不了王针，穿的都是棉纱线。这王针约2寸长，而棉纱针只有1寸上下。我很少见母亲用绣花针，大概那时家境困难，无花可绣，根本没有那种闲情逸致。记得有一次母亲突然想要绣一块手帕，作为给妹妹生日的小礼物。她找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白布（没有绸），用竹绷绷紧。绷不大，约六七寸上下，有里外两圈，把白布覆在内圈上，然后把外圈压下去，白布就“绷挺”了。母亲用绣花针，穿了五颜六色的丝线，绣绣停停花了两三天时间，绣成了一只挺漂亮的蝴蝶，旁边还用红丝线绣了“张振贤”三个字（我妹妹的名字，后来上学了她觉得这名字太男性化了，改成了张毓英）。估计那段时间母亲心情比较好，才有此“壮举”。以后这绣花针、丝线便大概率地刀枪入库了。

　　从毛毛头到小学毕业，我的衣裤基本上都是母亲通过针线篮一针一针缝制出来的，买来“龙头细布”（一种本色的土布），先“落水”，再“裁剪”，然后缝制。我还记得，那针线篮的侧面有几个红漆写的字，叫什么“颖川陈”，因为年代久了，漆字也稍有些剥落。我也不知道这“颖川陈”是什么意思。后来没上学的日子，母亲一边在靠窗的八仙桌边做针线活，一边告诉我这“颖川陈”的大致来历。从地理位置上讲，颖川就是现在的河南禹州，这地方很古老，很有故事。她常嘀咕我的外婆家姓陈，颖川是陈家的祖居、发祥地，陈家祖上也辉煌过，海宁陈阁老就是一个很大的官，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也在他家过夜。多年前我和儿孙们去海宁，还特地去了一趟陈阁老府邸，母亲引以为荣的那段“辉煌历史”我也没有告诉他们，因为在我看来，这东西对于我来说最多只是“口福”，没有一丝一毫的实际意义，何必让孩子们去背这个虚无缥缈的“门第包袱”。外婆常常对母亲说：姑娘家一定要拿得起“女红”，否则到了婆家腰板硬不起来。由此母亲那一手针线活是很拿得出手的，不用说那时流行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母亲能轻车熟路地应对；在当时家境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我和妹妹不至于衣不蔽体，过年有时还有新衣服穿。只是这些手工缝制的衣裤太老套了，起先都是立领对襟盘扣，后来才改成通用的纽扣；那裤子起初是大腰身，需要折一下再系上裤带，上体育课一不留神裤子就会掉下来，后来母亲才“明智”地改成了穿裤带自行打结。特别小的时候我不大懂，母亲做什么我就穿什么。可到了初小毕业要发毕业证书时我就不干了。穿着这土不拉几的中式衣服去拍照，真是丢人丢大了，别的同学都是挺光鲜的“洋装”（所谓洋装无非就是用缝纫机制作的翻领衬衣），我想想就要哭，死活都不肯去照相馆。实在拗不过我，母亲和父亲商量后去盐店桥堍的旧货商店花5角钱买了一条半新不旧的“香港衫”。那时还不到穿短袖的季节。母亲连连用“乖”哄着我，说把衣服洗晒后穿在里面，外面罩着中式的，再把香港衫的领头翻出来，那不是成了长袖的“洋装”了，我一想也对，才破涕为笑。母亲很珍惜这只针线篮，说看见它就会想起外婆，想起母女俩在油灯下烘着脚缸手炉一起做针线活的时光，想着外婆既严厉又温馨的“身传言教”。事实上针线篮也是母亲从娘家带来的“传家宝”了，从家伙到女红活都是外婆货真价实的传承。

　　到妻子进门后，这针线篮慢慢失去了昔日的辉煌。那时，母亲的眼睛也花了，稍微要动用针头线脑，非得戴上老花镜。而妻子也精熟女红，不过她却是一个“洋机（缝纫机）”迷，家里应对缝缝补补乃至“生产”新衣新裤适时地从纯手工进入了半机械化，功效已非一针一线的慢动作可以比拟了。还配套了不少裁剪书。针线篮里的裁衣剪刀、顶针箍、各式针线都逐渐转移到了洋机抽屉和洋机面板上。那针线篮也已经十分破旧，竹箍散了，有点豁开，有几根竹篾也断了，原本还比较清晰的“颖川陈”也大部分剥落了，我请厂里的木模工王师傅做了一个能关上的木盒子，妻子很喜欢。这样，针线篮和针线盒正式完成了历史性的交接。

　　我至今还保存着妻子的针线盒，看到针线盒就会想起妻子，想起当年母亲的针线篮。